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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法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世观点，自古就有不同的争议。www.Pinwenba.com在国外，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人治”，即“贤人政治”，认为只有哲学家才能把政治权力和聪明才智完善地结合起来，把国家治理好。他认为实行“人治”后，正义的执行应当是不要法律的。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主张法治。他认为：第一，法律由众人制定，众人的判断总比个人的判断准确；第二，法律没有感情，不会偏私。这也就是我国古人说的：“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和乎人心而已”《慎子·逸文》。第三，法律具有稳定性。第四，法律具有明确性。
在我国，有儒家的“人治”与法家的“法治”之争。儒家主张“人治”，“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而法家主张“法治”，认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是法。“惟法为治”，“法者，国之权衡也。”而且提倡奉法守职，信赏必罚。“法废则人得肆其情”，“用法公平则人无怨。”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看到，追求民主，实行法治，是文明的标志，是历史的进步。在追求和完善法制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这就是执法者的素质影响着法治的权威性和社会的稳定。执法者枉法，法律就是苍白无力的空文。不仅起不到稳定社会的目的，还会诱导助长社会不安定因素。“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慎子·逸文》。国外有“法律就象妓女”的说法指的就是这种现象。过去的开明皇帝也曾说“法者，非一人之法，而天下之法。”但一触及到本阶级集团的利益，统治者就要以权代法了。
真正的执法者，要一颗公心，两肩正气，时刻恪守“以法律为准绳”的信念。“吾心如秤，不为他人作短长。”这一点，宋代欧阳修父亲的敬业精神当值得学习。据《宋史·欧阳修传》记载：欧阳修幼年丧父，他母亲经常用他父亲的事迹对他进行教育。曾对他说：你父亲做官时，经常在夜里审理案卷，并且时常把正在审阅的案件撂下，叹起气来。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看不下去还叹气，他说：“这是判了死罪的案子，我从案卷中想给这个死囚找出一线生机。找来找去，却总是找不到。”欧阳修的父亲认为：“求是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就是让死者死得心服口服，没有一丝遗憾。有这种敬业精神，还会造成什么冤假错案吗？
执法中还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就是执法不避亲。春秋时的腹朜就是这样的人。腹朜是墨家人，他恪守墨家的思想，奉公守法。一次，他儿子公然行凶杀人，秦惠王敬重腹朜的学识和人品，又怜惜他终生只有这一个儿子。就对腹朜说：“先生的年龄已经很大了，又只有这一个儿子，我已命司法官不杀他了。请先生在这件事上听我的话。”腹朜回答：“按墨家的规矩，杀人者应判死罪，这是天下的公理。大王虽为我的儿子开恩，但我不能不奉行墨家的规矩。”于是亲自杀了自己的儿子。这个故事虽然离我们很远，但其现实意义却离我们很近。尤其在人情溺心、关系网如织的环境中，更要提倡这种“法不遗爱”的精神。
“为治立其在我”。在执法中，执法人员的素质至关重要。从这一点说。当前造就一批高素质的执法人员队伍，比立法普法更迫切。
“三公”干部说
所谓“三公”干部，是群众的一种形象说法，他们要求农村基层干部都能具备象愚公、包公、济公那样的品质。
象愚公，就是要作风踏实，不搞虚夸，多办实事，任劳任怨地带领广大农民一步一个脚窝地致富；象包公，就是要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不拉关系，不搞封建宗族网，时时事事以广大群众利益为出发点；象济公，就是要为群众多办好事，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帮群众之所需，成为群众的贴心人。
“三公”干部之说，反映了广大群众一种朴实的愿望。近几年来，农村政治思想教育比较薄弱，加之一些干部不注重思想修养，缺乏党性原则，致使一些地方的干群关系比较紧张。那里的干部往往是胸无大志，没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蓝图，甘当“维持会长”；或耿耿于一己私利，上来捞一把，很少考虑为大多数人谋福；或浮在上面，“说话三六九，行事风马牛”，和群众的关系是肝胆楚越；有的甚至大搞封建宗法家族网那一套，高高在上，大有“一人独占一江秋”之势。如此种种，怎能不和群众离心离德呢？
广大农村干部是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农村的具体执行者，他们的言行如何，直接影响到党在农民中的威信。在这方面，广大农村干部应向全国劳动模范吕鸿宾学习。吕鸿宾在农村奉献几十年如一日，时刻不忘维护党的威信。他常说：“我做的事，只要让群众说共产党好，我就满意了”。他的话朴实而又深刻。如果我们的农村基层干部都有这样的思想水平和自觉性，何止是“三公”干部的形象呢？
要珍惜个人声誉
“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首诗告戒我们：一个人在他的有生之时要珍惜自己的声誉，不要因一时在思想上放松了自律而铸成过错，在个人历史上留下不好的声誉而抱憾终生。
声名和荣誉，是一个人能力和成就的体现，是实现了人生价值的一种标志。只要你不是浪得虚名，它都能证明你个人的实力，证明你为心中的美好理想奋斗过，证明你为社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而社会给你以承认。在生活中，我们不提倡把追求个人声誉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但我们也不拒绝声誉，因为在一个进步的社会里，全社会都会脱帽向高尚的行为致敬的。要获得好的声誉，必须有正确的追求。正确追求的立足点就是为他，即把为社会谋事为人民谋福为己任，俄国文学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下过这样的结论：人类其实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为了自己，哪怕为了一丁点利益也不惜牺牲全世界的人；一种是为了别人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牺牲自己性命的人。这里说的第一种人，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了为己上，凡事总是用吃亏与否来衡量，他们得到的是虚名浮利，只能遭到世人的鄙弃；后一种人，就是我们身边值得敬重的英雄们，孔繁森、李国安、徐虎……他们只求奉献，不求声誉，声誉却不期然而至。人们善于用很高的社会道德标准来赞颂那些乐于奉献的人，这是社会公正的选择，也是人民爱憎情感的体现。
有正确的追求，要不断抛弃虚妄的东西。无论是多高的荣誉，离开永恒的事业，都只不过是一现的昙花。而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给你生命带来活力时，才可以给你带来终身荣耀。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沙认为：唯有坚决放弃财富、荣誉和感官快乐这些虚幻无谓的东西而全力追求真理，才是人生活的真正目标。“抛弃这三种东西，则我所放弃的必定是真正的恶，而我所获得的必定是真正的善。”真正的善，必定是助动于社会，布泽于人民。
一个人得到了声誉，当倍加珍惜，珍惜声誉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如果一个人到了声名狼籍、千夫所指的地步，也就宣布他生命的终结。珍惜声誉，来不得半点矫饰，来不得半点虚伪。“君子置其身于光天化日之下，丑好在我，我无饰也；爱憎在人，我无与也。（明·吕坤《呻吟语》）在人的视野中是没有什么可以掩饰的，你不能把个人的意愿强加于人，让别人为你编织晕眼的花环。有的人可能蒙蔽一时，但蒙蔽不了永远；蒙蔽一部分，但蒙蔽不了全部。人们理性的判断会洞视到你的灵魂，你是光明磊落的人生抑或是扭曲的人生，必将昭然于天下。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诗经·小雅·鹤鸣》〉愿我们每个人有崇高，有善美，由此而带来的声誉才是我们生命中最充实的一部分。
勤俭的美德不能丢
勤俭，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富庶、繁荣的法宝，也是一种社会道德标准，一种社会文明标志。我们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勤俭的美德。《左传》上说：“俭，德之共也。”意为节俭是最好的道德。宋代王安石以自身的治政体验谈到：“制俗以俭，其弊为奢。”意思是：以节俭来纠正民风，民风中最大的弊是奢侈。而象“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李商隐《咏史》〉，“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伯庐《治家格言》〉等为人熟知的格言警句，更时时告诫我们不要忘记勤俭的美德。
历代有所作为的当政者都注意到以俭治国。唐太宗出巡山西，蒲州刺史赵元楷大肆铺张迎驾，唐太宗斥责他此举纯属“亡隋弊俗”，吓得赵元楷“数日不食而卒。”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更能以身行俭。洪武八年改造大内宫殿，他要求安全牢固即可，不追求华丽奇巧。他的“御床”很普通，与中产人家的卧榻差不多，每日早膳，也只用蔬菜。东晋大将军陶侃，对浪费现象更是深恶痛绝。他一次到郊外游赏，见一人手拿一把未成熟的稻穗，问道：“拔取这些东西干什么？”那人回答道：“在路上看见它，随便拔一把罢了。”陶侃听罢大怒道：“你不耕种土地也罢了，为什么反倒糟蹋人家的稻穗！”令人毫不客气地把他抓起来揍了一顿。由此可知，勤俭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
勤俭从含义上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勤，二是俭。勤劳，是人类谋生的手段，也是创造物质财富最直接的方式，“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人类靠勤劳创造财富，从而奠定人们的生活基础，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进而安定人们的精神生活。勤劳也能培养一个民族坚韧不拔、奋发向上的精神。“勤”又离不开“俭”，俭能合理地、有效地使用勤劳所创造的财富，培养一个民族廉洁的风尚，保证一个民族生生不息地发展。试想，一个民族只靠勤劳创造财富，而不靠节俭使用财富，任意挥霍浪费，那么，有多少财富也不会满足这种奢侈。这就是“奢者富不足，俭者贫有余”的道理，也正象曾国藩在家信中告诫家人那样：“大富大贵也靠不住，惟勤俭二字可以持久。”历史上西晋以大兴豪奢之风而亡国的教训是足令人心寒的。因而，我们决不能丢弃“勤”和“俭”这两个足以使人类延续的法宝。
勤俭这种美德在我们身上理应得到发扬光大。但现实生活中，有悖于这种美德的事令人吃惊。仅就报纸公布的事实是：花费数百万外汇进口的设备搁置不用，以致生锈；无数件商品堆在仓库无人认领；觚觥交错中，又吃喝掉了多少劳动果实……那种节省一粒粮、一滴油、一度电的精神已被人们淡忘，甚至被讥笑为是“吝啬”。挥霍浪费不被认为是可耻，反而被看作是富有的表现。这决不是开化，而是愚昧和倒退。照此下去，何谈民族的振兴和富强！
日本的经济很发达，但国民中还普遍存在着“危机意识”，这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些反思。我们的经济很不发达，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应大力提倡勤俭的风尚。教育我们的每一代人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尊重他人的财富创造，使整个社会养成一种以勤俭为荣的美德！
“抬轿子”小议
“抬轿子”这个词，最早是用于赌场之中，串联一起欺骗他人钱财的人，称之为“抬轿子”，受骗的人被称为“坐轿子”。现在，在人际关系中，“抬轿子”一词仍有所指的具体对象，那些靠不正当手段建立人际关系，善于吹吹拍拍阿谀奉迎的人，就是很好的“轿夫”。
这种人，本没什么事业心，也缺乏工作能力，只能靠迎逢捧抬的手段，“拱默取容，以循一身之利。”（宋·包拯语）手段也有一些：或掩盖某人的缺点，夸大优点，貌似恭维之至；或惺惺于某些人的需求，奉以“实惠”，貌似关心之至；或唯“势利”行事，唯唯诺诺，貌似温顺之至。而上当者，总是那些爱虚荣的人，久而久之，忘乎所以，听不进逆耳忠言，容不进民主风气，和人民相隔绝。如果说赌场中“坐轿子”的人输掉钱财，现实生活中愿意“坐轿子”的人往往丢掉人格。
抬“轿子”的人，付出人格，往往什么手段都使得出，唐朝郭弘霸，以阿谀奉迎的手段为武则天做事，当上了御史，他的上司魏元忠生病，部下和同事都去看望，郭弘霸一个人最后去，主动请求看一看魏元忠的大小便，边看边用手指点来放在口里尝，以判断病的轻重，尝后很高兴地说：“味甜就坏了，现在味苦，没有多大问题了。”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但魏元忠还是很讨厌他的谄媚。
遇到愿意接受抬举的人，谄谀者往往还能得到好处。明朝朱元璋有一次微服出行，路遇彭友信，当时，正好雨过天晴，一道彩虹悬空，朱元璋随口吟道：“谁把青红线两条，和风和雨系天腰”？彭友信灵机一动，马上和到：“玉皇昨夜銮舆出，万里长空架彩桥。”拍得恰到好处，第二天便被封为布政史。
但是，遇到智者，抬轿子的人不会得到好的结果。三国时，孙权在阳羡县当县官，手下有个管帐薄的功曹叫周谷，为讨好孙权，不惜通过改帐目的手段，满足孙权爱花钱的需要。但孙权掌大权后，却对这位善于迎逢的人不委之以重任。可见，靠“抬轿子”很难赢得真正信任，也许能得到一时荣耀，但难保终身。还是靠真才实学，才能体现出一个人的价值。
“迂”辨
人们常称那些不合时俗的人为“迂”。社会关系学中也常用到这个词，那些不受赂贿、不以权谋私、不见利忘义的人，常被称为“迂”。
“迂”，书面语也称“迂阔”，实际是个似贬实褒的词，大意是识见深远，又与一些保守的消极的思想意识相抵的行为。迂，绕也；阔，远也。有“迂”，才能绕开“人情”的纠葛；有“阔”，才能别于凡俗的偏见。不耿耿于谋私利，不碌碌于关系网，以创造更多的民众利益为己任，这坦荡胸怀，磊落行为，当然有碍于一些搞不正之风的人，难免被这些人以“迂”称之了。
《能改斋漫录》曾记一事：“神宗尝问吕正献公晦书曰：‘司马光方直，其如迂阔何！’吕曰：‘孔子上圣，子路犹认之迂。孟轲大贤，时人谓之迂，况光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愿陛下更察之。”看来，虽圣人、贤人以及伟大的政治家也难免遭此讥弹。不过，这倒是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伟人的优点。如果耿直、虑事深远，不和世俗同流合污便是“迂”的话，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迂者。
“赢者通吃”与决策失误
1962年12月，赫鲁晓夫以部长会议主席的身份，去中央展览馆参观抽象派作品展览。当他对作品横加指责时，画家恩斯特忍不住回敬一句：“你不是艺术家，也不懂美学，你对艺术一窃不通。”赫鲁晓夫反驳到：“当我是个矿工的时候我不懂，当我在提升的各个阶梯上的时候我不懂，我也不会懂。但是，我今天是部长会议主席，我是党的领袖，难道我还不懂吗？”
按着赫鲁晓夫的逻辑，一个人在普通人时不懂的东西随着职位的升迁，就自然而然地什么都懂了。这种认为能力和水平随着地位升迁而自然提高的看法，被称为“赢者通吃”现象。譬如你在某个科研领域取得了一项科研成果，你有可能被委派到某个行政单位去当领导，似乎一种成功就能代表所有的成功。在领导阶层，这种现象更为普遍。“一登龙门，身价十倍”，连说出的话也都是真理。有些领导好犯“下车伊始”的毛病，到了不懂的领域，不懂的行业，也要表态或作指示，以显示领导的权威和领导存在的重要。殊不知，由于我们面对的是不熟悉的事情，又没作深人的调查研究，这样轻率地一出口，碰到喜欢按领导意图办事的领导，往往就会造成决策的失误。许多决策失误的主要原因不外两个：除了化公为私的腐败因素外，再就是不谙规律，把握不了事物本质而盲目拍板造成的，其教训是深刻的。
应该看到，领导干部随着职位的升迁，他接触事物的面更广了，处理复杂的事务更多了，获取信息的渠道更顺畅了，能力和水平必然相应地提高。但这并不等于你什么都懂，什么都行了。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改革开放环境，许多事物的未卜性、突发性、多变性使我们很难一时把握。据调查，县处以上干部具备科学判断形势能力的仅占41.9%，能够应对复杂局面能力的占64.7%。，足见我们领导干部的能力和现实需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另外，按客观规律办事，是我们办成事、办大事必须遵循的原则，《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还研究得不深不透，有些干部遇到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就束手无策，这都是能力不足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