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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造纸印刷的发达
书院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能够形成、发展于唐、宋之际，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书籍的普及。书院首先要能藏书，然后围绕着藏书能够展开教书、读书、著书、出书等一系列的教育文化活动。而唐、宋之际造纸印刷的发达，促进了书籍的普及，进而为书院创造了重要的文化条件和物质基础。
造纸术发明于汉代，而到了唐、宋之时，造纸业的技术不断提高，纸的产量、质量亦大大提高。中国地缘广大，各地所提供的造纸原料不同，故而造出的纸在质量、用途上各具特色。长江流域的造纸业十分发达，一方面是各地均有自己的知名作坊和高超的技艺，如歙州的造纸技术就闻名一时；另一方面各地的造纸原料也不同，长江流域一带就各以麻、竹、藤、苔、稻草、麦茎等为造纸原料，故而造出的纸各有特色。长江流域成为重要的产纸地，浙江、四川、湖北等地都有自己的名纸和纸业作坊，在当时名极一时。
纸业的发达，又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从中唐到两宋，是中国印刷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最初盛行各种雕版印刷，宋代发展出官府刻印、书坊刻印、私人刻印等印书类型，刻书地点遍布全国。在北宋还形成了四个雕版印书的中心，那就是四川的成都、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安(今建瓯市)、河南的开封，其中大部分均在长江流域。到了南宋，这几个印书中心继续发展。在长江流域的雕版印刷得到发展的同时，活字印刷也发展起来。北宋时，毕昇试制成功了活字印刷，其印刷方法具有制活字、排版、印刷等主要步骤，极大地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
由于长江流域的造纸业、印刷业比较发达，使原本十分珍贵的书籍大大地得到了普及。民间普遍具有收藏书册典籍的可能，这样，就有可能使先秦、两汉曾经流行的各种私学演变为书院这种更具特色的教育机构。
上面所列举的四个方面是长江流域书院在唐、宋以后崛起的重要条件，由此可见，长江流域的书院教育之所以如此繁荣发达，完全是这个时期崛起的长江文化促进的结果。
三、 长江流域书院对长江文化发展的推动
书院教育与长江文化的发展是互动的，唐、宋之际长江文化的发达，促进了这个地域中的书院教育。同样，书院教育的兴起，又对长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长江流域书院对长江文化发展的推动也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从文化创新、积累、传播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一问题。
(一) 文化创新功能
书院的文化创新功能主要体现在宋、元、明、清时期学术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长江流域书院与理学紧密结合，从而导致了理学的蓬勃发展和学术地位的确立。这段时期内，理学家的教育活动、理学学术成果的形成、理学思想的传播、理学学派的形成、理学思潮的发展，往往要以书院为基地，总之，书院与理学的相互渗透，极大地促进了理学学术的发展。南宋时期理学学术的创新发展，确是得益于长江流域书院这个学术中心。
长江流域的学术能够在元、明、清时期继续获得蓬勃发展，其社会影响力甚至超过两宋，同样与这段时期书院在学术上的重要地位有密切联系。明中叶以后，长江流域的心学思潮得以蓬勃发展，这是由于明中叶书院教育与当时心学思潮的结合有关。代表明代心学思潮的有两大学派：王学与湛学。王学是指王阳明及其后学所形成的学派。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形成于贵州，他在贵州创办龙冈书院、主讲文明书院。正德十三年（1518年）以后，他的主要学术活动在江西，故又修濂溪书院，赴白鹿洞书院讲学。嘉靖三年（1524年），他在浙江绍兴时又“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王阳明因在长江流域的诸书院中讲学，其弟子遍及江南，形成了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等，这些王门弟子又是在长江流域创办或主持书院讲学的主力军。湛学则是指湛若水创建的学派。湛若水师从陈献章，后自立门户，到处建书院讲学，其所创书院中有名者，如西樵精舍、大科书院等。他所创办、主讲的书院很多，黄宗羲称其“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从游者殆遍天下”。甘泉学案.明儒学案，卷三七.。总之，由于王、湛借助于书院从事学术活动，从而推动了明代心学思潮的不断更新发展。
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最初，以“实学”相标榜的一代学者活跃于当时的学术思想界，他们同样利用书院研究学术。如无锡的东林书院就是晚明时期影响甚巨的著名书院，清初的浙东学派也以甬上证人书院为基地研究学术。清乾嘉以后，以诂经考史为特色的汉学思潮兴起，他们同样利用了书院，浙江杭州的诂经精舍就是这些书院中影响最大的一所。概而言之，从晚明到清初，长江流域的书院教育仍然促进着学术文化的更新与发展，使得这个区域知识群体的学术观念、学术成果一直居于全国的前列。
(二) 文化积累功能
书院的文化积累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