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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著述。书院是一个地域乃至全国的学术中心,这里汇聚着五湖四海的学术精英和勤奋学子,他们总是在不断地开拓着新的学术领域,产生新的学术思想。为了将这些学术成果保存下来,书院的师生们在这里潜心著述,以积累学术文化的成果。所以著述是书院实现文化积累的重要方面。那些学术大师在主持书院工作的同时,也从事学术著述,他们的许多代表著作也是在书院中完成的。同时,他们常常将各种讲义、经说整理成书,供学生研究参考。许多书院生徒将自己和老师质疑问难的对话记录下来,编成“语录”、“答问”之类的书。另外,许多生徒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撰述论文或著作。这样,书院在它的长期办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文化。从宋代朱熹的《朱子语类》、张栻的《南轩孟子说》、吕祖谦的《丽泽讲义》,到清代的《紫阳书院课艺》、《尊经书院初集》、《诂经精舍文集》等,均是书院所积累起来的学术文化成果。
其二是刻书出版。书院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刻书出版。其刻书的范围,除上述书院主持者的著作、讲义以及语录、课艺、书院志、同门录外,还包括能服务书院教学、研究、交流的经史子集各类图书。这样,书院又在事实上成为各个地方的刻书出版中心。长江流域的书院发达,故而在刻书印书以实现文化积累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宋、元、明、清四代中,长江流域的书院刊刻了大量图书。在古代出版业中,形成了因校勘严谨、质地精良而著称的“书院本”图书,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书院,均大量刊刻了这种“书院本”的书籍。明、清以来,书院刊刻书籍的数量越来越大,故而有的书院还专门设有刊刻图书的书局,承担地方上刊刻出版书籍的任务。如江苏的南菁书院,就设立了南菁书局,四川的尊经书院,则设立了尊经书局。书局是专门刊刻书籍的机构,其出版书籍在数量、质量上均有很大的提高,如尊经书局几年就刊刻书籍达百多种,对积累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三是藏书。藏书是书院的三大规制之一,故而是书院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地方文化建设事业来说,藏书也起着文化积累的作用。所以,遍布长江流域的大大小小的书院,均通过收藏、借阅典籍图书的活动,将各种类型的图书典籍集中起来,并通过捐赠、刊刻、购置等渠道不断丰富藏书,使书院的藏书成为地方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书院的藏书之精、之多,在地方的图书收藏中是少有的。这些书院都建有专门的书楼、藏书楼、御书楼、尊经阁,以保存这些图书。如岳麓书院的御书楼(原名书楼、尊经阁)就先后收藏有宋真宗、宋理宗、清康熙、清乾隆所赐种种御书。南宋魏了翁所主持的四川鹤山书院,藏书量达到十万卷。长江流域书院的藏书之珍贵、丰富,对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四是祭祀。祭祀也是古代书院的规制,是书院教育的重要特色。书院在千年办学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祭祀系统,除了祭祀至圣先师孔子之外,书院祭祀的对象还包括与本书院尊崇学统的相关人物、地方的名儒乡贤、创建书院的有功之士等。这样书院的祭祀就有了很浓厚的传承学统、彰显地方文化的文化积累功能。长江流域各地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学术传统和地域文化,如蜀学和巴蜀文化、湘学及湖湘文化、徽学及徽文化、赣学和赣文化、浙学和浙江文化等,这种地方学术和地域文化往往又是书院办学过程中学术思想积淀的结果。而各地的书院祭祀,对保存及强化这种地方学术、地方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如四川的书院祭祀三苏父子、魏了翁等,湖南的书院祭祀周濂溪、胡安国、胡宏、张栻等,江西的书院祭祀朱熹、陆九渊等,浙江的书院祭祀吕祖谦、陈亮等。这些祭祀均具有积累文化、传承学统的文化继承意义。
(三) 文化传播功能
书院是一种多功能的文化组织,但是其最基本的功能仍是教育,而教育的特点就是传播文化,即把前人积累起来的文化传播开来或传递给下一代。因此,长江流域蓬勃兴起的书院群,极大地促进了这个地域的文化传播,对文化发展、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均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书院在文化传播方面之所以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与书院这种教育组织的特色是分不开的。
首先,书院将精英化的高等教育与普及化的基础教育结合起来。在中国古代,一般情况下是由朝廷主持的官学系统承担高等教育的职能;而基础教育则没有纳入正规的教育体制,主要由家族、民间社会来承担。而宋以后建立的书院体制,则承担了上述两方面的教育职能。一方面,各地书院尤其是那些名书院,大多是古代高等程度的教育机构,主讲者为国内名流大师,来受教育者也是文化水平很高的学者,有的甚至是地方官吏,他们之间传播的内容也是程度很高的“大人之学”。地处长江流域的“南宋四大书院”,均是这种高等的教育机构。另一方面,大量建于乡村、城镇、家族的书院均属那种基础教育程度的书院,这一类书院的数量多、分布广,在我们对地方书院的统计数字中,大量的书院均属这种类型。它们能够“教其乡之子弟及四方从游者”,在发展地方基础教育、促进文化发展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书院能够将精英化的高等教育与普及化的基础教育结合起来,故而对长江流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心起到了十分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书院能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书院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它的教育主要是一种学校教育,以补充官学教育的不足或取代官学教育。书院与官学不同的是,它的学生来源没有那样的严格限制,一般的书院都要接纳社会上的“游学之士”。岳麓书院每逢有名人来讲学时,社会上来听讲者络绎不绝,高峰时多达千人。所以,明代岳麓书院还建有专门的延宾馆、集贤馆,以供游学之士居住。此外,许多乡村或家族的书院,往往还要对村民从事一些文化普及的工作。这也是书院教育能够有效地促进长江文化发展的原因。
再次,书院能够将经史教育与各种专科教育结合起来。在中国传统教学内容体系中,经学、文史等一直是教学的主体,书院的教学内容也是以此为主。但是,书院毕竟是一种相对自由灵活的教育体制,故而也产生出许多专科方面的教育,包括专习官话的正音书院、专习武事的肄武书院、专讲医学的医科书院等。晚清时期,各地还建立了许多专讲西学西艺的书院。这也是书院能够大大促进长江流域文化传播的重要原因。
由于书院教育具有上述特点,而长江流域的书院建设又十分发达,故而对长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上面论述了书院的文化创新、文化积累、文化传播的多种功能,以说明长江流域书院对长江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事实上,书院既充分发挥了促进长江文化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是长江文化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
(原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23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