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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书院与儒学——以长江流域为例
士人是士大夫、士绅与士子的合称，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拥有文化知识并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政治地位的人。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知识的掌握者、传播者，他们在儒学的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以后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地方的士人往往通过创办、主持书院，以实现儒学的社会化，展开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学术更新。
本文以长江流域为例，探讨士人、书院与儒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之所以选择这个视角，是因为唐宋以后书院发展的重心主要集中于长江流域。
一、 “士人—书院”的共生结构
书院是唐宋以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机构，从诞生之日起，书院就对儒学的思想传播、学术更新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宋、元、明、清的思想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书院与士人有着深刻的共生关系。一方面，士人通过倡办、主持、资助书院而促进了书院的建设，士人是书院得以形成、发展、繁荣的推动力量，也是书院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书院又不断地培养出以拥有文化知识为根本特征的士人。在宋、元、明、清几代中，书院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教育组织，有时甚至完全取代了官学，无论是战乱年代，还是太平盛世，无论是京城府都，还是僻远乡村，书院都在发展着它那培养人才、精研学术的精神，为社会培养着一代代新的士人，总之，书院是士人得以衍生的教育组织，也是士人得以再生产的社会条件。
因此，我们认为，士人与书院构成了一种共生结构。
首先，士人是书院得以产生、存在的社会基础。书院为什么会产生，一经产生后又会绵延不绝，并构成一个巨大的时空实体?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有一个强大的社会阶层——士人。士人既有文化，是精神财富的掌握者；又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物质财富的掌握者。其中一些具有政治地位的人，就是所谓的士大夫。他们是地方上有文化、有地位、有权势的人物，正是他们构成了创办、主持、资助书院的推动力量和社会基础。可以说，书院的产生及存在发展离不开士人。
书院是独立于官学之外的社会教育组织。士人们为什么要在官学之外，另创书院讲学？其原因主要有下列几点：
其一，由于官学不兴，士人创办书院，以补充、代替官学。在“政教合一”的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官学，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系统。但是，因官学系统直接受制于官方，故而也会经常发生停办或衰落的情况。如古代中国总是周期性的发生朝代更替和战乱，这时会出现官学废弛的现象，而民间的士人则因文化教育的重要，故而创造书院作为士人群居讲学之所。书院出现于唐末五代，就是这个原因。其实，不仅是唐末五代，就是两宋之际、宋元之际、明清之际的许多书院亦是由于这种情况而创办起来的。另外，也可能朝廷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朝廷尚无力建立官学，书院亦可能因民间士人的力量而纷纷兴起。宋初书院的大兴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可见，官学不兴是书院建立的重要原因，朱熹在谈到书院的起源时说：“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衡州石鼓书院记.此处“精舍”即是书院。因唐末五代的战乱和宋初之时“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故而才有士人们创办书院作为士子的“群居讲习之所”。
其二，由于官学**而丧失学术、传教精神，这时，士人们创办书院，是为了张扬独立的学术追求和恢复儒家的教育传统。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指出：“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即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
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因为官学以及科举制度的**，士人们纷纷创设书院，正如清代汤成烈所说：“利举之法兴，而学校之教废。国学府学县学，徒有学校之名耳。考其学业，科举之法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科名之外，无他志也。其流弊至于经书可以不读，品行可以不修，廉耻可以不讲，以剿袭为揣摩，以钻营为捷径。其初既有苟得之心，其后遂为患矢之计。持禄幸位，委蛇朝阙，容头过身，承顺奸权，朝政猥杂，国是日非。君子患之，退而讲学，于是立书院以救学校之失。”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十五.学校篇上.宋、元、明、清的许多著名书院都是为了追求儒家人文教育的理想与独立的学术精神建立起来的。如明政府兴官学，倡科举，使官学成为科举的附庸而“士风日陋”。这时，一批为解救时弊的士人便纷纷创办、复兴书院。明代书院的真正振兴，是在正德年间王守仁、湛若水心学思潮兴起以后。而明代长江流域书院的兴盛，与王守仁有很大关系。王守仁作为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以“挽救天下事势”为号召，坚决主张“明学术，变士风，以成天下之治”（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送别省吾林都宪序.）。他指出：“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
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送别省吾林都宪序.因此，他提出了“鼓动海内”的心学理论，掀起了一股席卷全国的讲学浪潮。正德三年(1508年)，王守仁被贬到贵州龙场，开始创办龙岗书院，在贵阳应聘主讲贵阳的文明书院，以后，又在江西修复濂溪书院，在江西建立稽山书院，江南士子纷纷从学。王守仁死后，他的学生纷纷创建书院，一方面奉祀其师，一方面传授王学。
其三，由于官学自身的限制不足以承担传承文化、培养士人的任务。官学因获得官方的支持而能够办学，但是，官学的设置又总是受到体制的限制，只能和官府机构相一致，也就是只有县级以上的行政机构方可设立学府。另外，由于体制的原因，每一级官学的名额也十分有限。但是，中国是一个极其重视文化教育的国家，民间的士绅或者是在职的士大夫均以立教兴学为自己的使命，同时，民间亦普遍存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故而读书的要求向来十分强烈。如此少的官学机构和学生名额根本满足不了那么多士子希望读书的强烈要求。加之宋、元、明、清所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大多数时代只是以科举考试名次为依据，而并不以就读的学校为标准。因此，在全国各地就建立、形成了一个十分庞大的书院群。就数量上来说，书院的数量远远超过官学机构的总数，如明清书院普及化之后，各县均有数所书院，多者有一二十所。就办学形式来说，书院的形式显得更加自由灵活、层次多样，其中有家族书院、乡村书院、县域书院、州府书院、省城书院等各种办学形式。这种多层次的书院教育，满足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各个地域的士子们对文化教育的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