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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另一著名理学家陆九渊在槐堂、象山数十年，门徒众多。陆九渊在浙江的弟子著称于世者有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四人，他们四人是明州慈溪、鄞县、奉化、定海(今宁波镇海)人，因甬江流经其地，故称甬上四先生或明州四先生、四明四先生。杨简，字敬仲，慈溪人。尝筑室慈溪德润湖上，后更名慈湖，聚徒讲学。袁燮称：“自象山既殁之后，而自得之学始大兴于慈湖。其初虽得于象山。而日用其力，超然独见，开明人心，大功于后学。”
(契斋集，卷七.书赠傅正夫.)舒璘，字元质，一字元宾，少闻伊洛之说，受业于陆王之门，讲学于广平书院。沈焕，字叔晦，学者称定川先生，讲学于竹洲南山书院。袁燮，字和叔，学者称絜斋先生，尝讲学于城南书院。
杨简最著名的弟子有钱时、童易居、桂万荣、袁甫等。钱时，字子是，讲学于象山书院。童易居，字行简，学者称之为杜洲先生。他讲学聚徒于慈湖杜洲之滨。桂万荣，字梦协，号石坡先生，在家乡城南二里东山之麓(汤山)建石坡书院，读书讲学其中。
除此之外，陆九渊在浙江的弟子有丰有俊等，在江西的弟子有傅梦泉、邹斌、吴绍古、董得修等，他们多有建书院讲学的。
陆九渊通过在书院讲学，培养出了杨简、袁燮、傅梦泉等弟子，杨简他们又通过书院培养出了童易居、桂万荣等弟子，童易居、桂万荣他们又在书院中讲学，就这样培养出一代代的士绅。
总之，历代士人创办书院，使书院千年不衰，而书院又通过讲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士人，士人与书院共同促进，构成了一个共生结构。
二、 “书院—儒学”的内在联系
书院与儒学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儒学规定了书院的办学宗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方法等，书院又成为儒学的学术研究基地、交流传播基地，从而促进了儒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书院教育旨在明人伦、辨义利。如朱熹的教育目的是“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朱子语类，卷八.，“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身名，取利禄而已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白鹿洞书院揭示.）。在《玉山讲义》中他提出：“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天下，方是正当学问。”陆九渊之学以读《孟子》而自得于心，力主“心即理”，他以“尊德性”为宗，教人以“发明本心”，“收放心”，“深造自得之学”。(象山先生全集，卷一.与曾宅之.)
吕祖谦的东莱之学兼取朱、陆之长，又有中原文献之家传，《东莱集》中有几道书院规约的记载，阐释出以“孝、悌、忠、信”为本，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要的教育宗旨。如吕祖谦乾道四年(1168年)规约首条曰：“凡预于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遂非者，不在此位。”吕东莱文集，卷十.乾道四年九月规约.乾道六年规约云：“亲在别居，亲殁不葬，因丧婚娶，宗族讼财，侵扰公私，喧噪场屋，游荡不检，并除籍。”(东莱集别集，卷五.)
书院教育亦重视明道致用。如丽泽书院崇尚实用之学是为特色，《丽泽讲义》中强调：“今日之子弟，即他日之公卿，故国政之是者，则教之以为法；或失，则教之以为戒。又教之如何整救，如何措划，使之调晓国家之本末源委，然后他日用之。”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朱熹也主张：“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曹元可书.）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义》中也说：“博学、审问、谨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职，劝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象山先生全集，卷二十三.)
教育宗旨首先通过教学内容体现。书院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书院教育家很重视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研习。著名理学家朱熹教人“以大学、论孟、中庸为人道之序，而后及诸经”（勉斋集，卷三十六.朱子行状.）。《宋元学案》中也记载：“昔晦庵先生之讲学于云谷也，我先文简云庄兄弟与西山蔡先生父子从游最久。讲《四书》之余，必及于《易》。”宋元学案，卷六十七.九峰学案·刘泾传.南宋中期以后，随着理学的发展，各理学家所推崇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更被一般书院定为必读之书，地位超过其他儒家经典成为书院的主要教材。
各书院教育家在重视研习儒家经典的同时，还强调与自我身心的体认结合起来。如陆王派理学家强调发明“本心”，认为五经就是记载或说明“心”的道理的经典著作，所以，他们以六经作为“心之常道”的文本化。王阳明说：“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王文成公全集，卷七.)
除《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之外，书院教育大师们的许多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也都是书院教材的重要内容。许多教育大师对于各种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不仅详加口授，而且作注解，著讲义，编语录，帮助学生理解、领悟其中意义。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程颐的《伊川易传》及二程讲学言论的记录《二程先生遗书》、《二程先生外书》等，都是书院学生学习的重要教材。南宋以后，朱熹的《四书集注》，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纂的《近思录》，以及记载朱子与门人论学言论的《朱子语类》，张栻的《南轩易说》、《孟子说》，陆九渊的《语录》等，也都曾列为书院的重要读物。明代以后，王阳明的《传习录》，湛若水的《心性图说》、《四勿总箴》等也曾被列入书院生徒讲解学习的重要内容，到清代，则又有当时诸儒的各种经解、注疏之类。
书院的教学方法的特征是自由讲学，随机指点。宋儒讲经重在道德义理，通过讲授经文、解析经义而阐述己见。教学多采用启发式教育，训练学生自己思索。陆九渊教育弟子“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五.语录.）。书院教育提倡学生自学，因为在书院大师们看来，书院教育的内容不是传授一般的知识、技能的口耳之学，而是有关身心性命、纲常伦理的根本之学，需要学生自己深研细玩、切己体察、着实践履。朱熹在《沧州精舍示学者》中就说：“正襟危坐，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及《诗》、《书》、《礼记》、程张诸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更就自己心上存养玩索，着实行履，有个入处，方好求师”，如此则“学之成也可冀矣”(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
儒学规定了书院的办学宗旨、教学内容以及教学形式和方法，另一方面，书院又成为儒学的学术研究基地、交流传播基地，从而促进了儒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