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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代表，他们大多毕生从事学术文化活动。但古代社会的不稳定(尤其是战乱)及**统治，往往使儒士们处于“无所于学”的状况，而书院的产生则为儒士们提供了进行学术研究的场所。
书院从北宋时起开始在我国兴盛。北宋初年，由于长期的割据及战乱，使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政府无力去大规模兴学设校，发展文教事业。在官学荒废的情况下，儒士们只能另谋他处就学研习。书院在世乱失学的情况下，为士人提供了治学之所。
书院是儒士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基地，也是滋生众多学术派别的温床。理学流派之一的湖湘学派的产生即与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南宋时学者胡安国、胡宏在衡山创建碧泉书院、文定书院，授徒讲学，开创了湖湘学派。著名理学家张栻在长沙岳麓书院登坛诩学，“四方学者争向往之”，从而使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儒学学术中心，也成为湖南的儒学中心。
闽学创始人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主要学术研究也是在书院及精舍中进行的。他的代表作《西铭解义》、《太极图说》、《伊洛渊源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以及《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等均是在他自己设立的紫阳、寒泉、武夷等书院及精舍中完成的。
南宋其他学派也以书院为基地进行学术研究。心学派大师陆九渊创建象山精舍，婺学创始人吕祖谦创建丽泽书院，事功学派陈亮讲学于五峰书院等。
元代书院承袭宋代遗风，仍然是讲求程朱理学的基地。到了明代，书院开始推崇陆王心学，王守仁到处设立书院，讲其“致良知”之学。清代，汉学家则以书院为阵地，致力于经史研究，专重经学的训诂、考证，于是出现了一大批重经史训诂的书院。
由于官学的衰落及科举制的日益**，书院则相对能提供一种安宁的研究环境，因此，儒家学者们都把书院作为理想的治学之所，书院于是成了学术研究的中心。
书院不仅是儒士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基地，也是进行学术交流、传播的基地。书院允许不同学派相互进行讲学，并因此而形成了“讲会制度”，使书院成为学术交流的场所。
讲会制度始于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与张栻会讲于岳麓书院。当时张栻主岳麓书院教事，门人众多，影响颇大。该年，朱熹从福建崇安出发专访张栻。朱熹与张栻对学术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论辩，主要是争论《中庸》之义。《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张栻与朱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范伯仲说：“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一.可见争论的激烈。通过这次会讲，朱熹接受了湖湘学派的“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先察识后持养”等观点，同时，朱张会讲对湖南的学术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宋元学案》载：“晦庵、南轩讲学于岳麓、城南两书院，士子振振向往以千数，时称潭州为邹鲁。”以后，其他学派(如事功学派陈傅良)也来岳麓书院讲学。以岳麓书院为基地的湖湘学派能够兼收他派之长，是与书院的讲会活动分不开的。
历史上最有名的会讲是“鹅湖之会”，这是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等一起在信州鹅湖寺进行的一场学术辩论。鹅湖之会讨论的问题很多，其中心是围绕治学方法而展开的。据朱泰卿回忆说：“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陆九渊)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陆子龄)止之。”（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中华书局，1980：491.）虽然直接参与“鹅湖之会”辩论的，只有朱熹和陆九渊兄弟，但列席旁听者不少。据李才栋考证，参加鹅湖之会的“除朱、吕、二陆四人之外，尚有刘清之、赵景明、赵景昭、朱桴、朱泰卿、邹文武、蔡元宝、何叔京、潘叔昌、范念德、詹仪之、张公庠、连崇卿、傅一飞等十余人”(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173.)由吕祖谦所组织的这次盛会虽然没有消除朱陆之间的学术分歧，但它却起着交流学术、推动学术研究的作用。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王守仁、湛若水频频外出举行讲学活动及兴复书院，书院讲会之风极盛。如王守仁讲学于江、浙、赣、黔等地书院，四方学者云集。《明史》称：“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明史，卷二百三十一.)
王、湛弟子遍及全国，他们为了倡明师旨，立书院，开讲会，讲学之风盛极一时。王学内部也有许多派别，如罗洪先主张“静无欲”，邹守益主张“戒惧慎独”，周汝登主张“无善无恶”，各派之间往往通过书院讲会进行学术交流。书院的这种讲会制度，使书院成为学术交流的场所，对儒家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 “书院—士人—儒学”的互动关系
唐宋以后，长江流域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其突出表现就是，士人社会的强盛、书院的数量多且规模大、儒学的全面发展。如南宋四大书院均在长江流域，宋以后的著名儒家学者、学派也主要以长江流域为主。由此可见，长江流域的士人、书院、儒学之间有一种互动关系。从以上两节中已经可以看到它们的这种关系，这里再作一个综合论述。
首先，长江流域士人社会的强盛，导致书院、儒学的发达。汉唐时期，政治、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士人社会的主体以黄河流域为重心。但是，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加之北方的战乱及少数民族文化的扩张，使得北方的士人纷纷南下。从宋代开始，长江流域的文化蓬勃发展，盛况空前，长江流域的士人社会也不断强盛起来。王安石的表弟吴孝宗指出：“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两浙与夫江之东西，冠带诗书，翕然大盛。人才之盛，遂甲天下。”（余干县学记.转引自洪迈.容斋四笔，卷五.饶州风俗.）张孝祥在谈到四川文化时也说：“凡蜀之士文德名士者，自汉以来，何代无之？本朝独盛，频年尤辈出。”（于湖居士文集，卷三十七.与虞并父书.）
由于长江流域士人社会的强盛，士人们又创办书院，传播儒学，从而导致长江流域书院、儒学的发达。据曹松叶统计，在宋代203所书院中，长江流域占74％强，珠江流域占21％强，黄河流域只占3.5%。从各省来说，江西最多，为80所；浙江次之，为34所；湖南又次之，为24所。元代的大多数书院仍设在南方，长江流域位居第一，占元代全国书院总数的65%强；黄河流域上升为27.95%，珠江流域降为6%强。从各省来看，江西仍居第一位，占29.37；浙江次之，占13.28%；湖南居第三位，占9.79%，三省合计占52.44%，超过半数。（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十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