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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亦根据《中国书院辞典》，对唐五代及宋、元、明、清几个时期位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书院作了统计。在统计时，我们只以书院的第一次创建为准。
根据统计，唐五代、宋、元、明、清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书院所占的比例分别为94.1％、90.5％、66.7％、69.9％、66.6％，位于黄河流域的书院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9％、9.5％、33.3％、30.1％、33.4％。以历代位于长江、黄河流域的书院总数而言，长江流域占了71％，而黄河流域只占29％。长江流域士人社会的强盛，导致了长江流域书院的发达。
长江流域士人社会的强盛，也导致了儒家文化的发达。如宋代的几个理学大师张栻、陆九渊、吕祖谦等都在长江流域讲学，从而促进了儒家文化的发展。元义化在《邺侯书院记》中说：“晦庵南轩，相与讲道，唱酬于其间。湖南道学，于斯为盛。”长江流域各个地方都是如此，如宋代浙江明州士人群体发展很快，涌现出楼钥、袁燮、袁甫、杨简、史弥远、史浩、史嵩之、郑清之、黄震、赵逢龙、陈埙、王应麟等名臣大儒，他们通过讲学，促进了当地儒家文化的发达。陆游在谈到常州时也说：“方是时，毗陵多先生长者，以善俗进后学为职，故儒风蔚然为东南冠。及余公中、霍公端友，皆策名天下士第一，则说者遂归之后河，曰：是为东南文明之地。”（渭南文集，卷一十八.常州开河记.）
其次，长江流域书院的兴盛，导致士人社会的发展、儒学的繁荣。长江流域书院数量多、规模大，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张栻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就说：“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南轩集，卷十.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明确指出书院教育的目的在于培育人才，传道济民。书院对于人才的培养，导致了士人社会的发达。
有学者根据各地方志，将两宋时期南方与北方的进士人数作了一个统计。（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721.）
两宋时期的进士人数中，长江流域的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成都府路、梓州路、夔州路、利州路的进士人数占了全国进士人数的71.4%，可见长江流域的人才之盛。
再以科举应试人数而言，也以长江流域的为多。如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浙江温州的终场之士有8000人漫塘集，卷一十三.上钱丞相论罢漕试太学补试札子.；宋理宗景定年间，严州（今浙江建德东）的应试者也多达7000余人景定严州续志，卷三.贡举.。又如四川，宋宁宗庆元年间，潼川府路资州（今四川资中）就试者“盖不下五千人”（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八.资州新创贡院记.）。据魏了翁言：“科举取士，南官约三百人，四川类试约百人，是四川当四分之一。”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三.论四川转官人积滞札子.以成都府路为主的四川地区，登第人数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长江流域书院的发达，亦导致了儒学的繁荣。书院既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又是儒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场所，这我们在前文已多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书院在儒学普及方面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宝庆四明志》中记载：“富家大族，皆训子弟：以诗书，故其俗以儒素相先，不务骄奢。士之贫者，虽无担石，而衣冠楚楚，亦不至于垢弊。”宝庆四明志，卷一十四.风俗.陈傅良也形象地描述道：“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未省有宇宙，孰与今多儒!”（止斋集，卷三.送王南强赴绍兴签幕四首.）
再次，儒学的发展，对书院的兴盛、士人社会的发达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儒家文化的发展，儒家学者们到处兴修书院，一些儒学标志的书院也不断得以重修。以著名的白鹿洞书院为例，该书院系唐代李勃与李涉兄弟的读书、讲学处，南唐升元时立为官学，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其学渐废。皇祐五年(1053年)，比部郎中孙琛复建学馆以教子弟，四方之士从之就学。后经兵乱，书院衰落。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兴复白鹿洞书院，并立《白鹿洞书院揭示》，此后，白鹿洞书院声名大振。朱熹之后，钱闻诗、朱端章、朱在、袁甫、陈炎酉、崔翼之等先后修葺。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毁于兵火。明正统三年(1438年)，知府翟溥福倡修重建，而后陈敏政、李龄、苏葵、邵宝、李梦阳等屡有兴修。清代，地方大员蔡士英、李长春、姚启盛、安世鼎等先后兴修。
又如“四大书院”之一的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中，是州人李宽的读书研学处。宋至道三年(997年)在此修建书院，于景祐二年（1035年）得朝廷赐额，遂为四大书院之一。后多次修缮，到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重建，“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业之士者居之”。后又有扩展，再因战事毁坏，复有多次修缮。
长江流域儒家文化的发展，对士人社会的发达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学习儒家文化的风气日益盛行，导致了人才的增多。真德秀说：“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公宣，寓于兹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尝临镇焉。二先生之学源流实出于一，而其所以发明穷极者，又皆集诸老之大成，理义之秘，至是无复余蕴，此邦之士，登门墙、承馨颏者甚众，故人材辈出，有非它郡国所可及。”（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四十.劝学文.）
因此，长江流域的士绅、书院与儒学之间相互促进，正因为这种互动关系，导致了长江流域文化的日益繁荣。宋元以后，长江文化占据了中华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与曾佳晖合著，原载《中国书院》第四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载朱汉民等著《长江流域的书院》，季羡林总主编《长江文化研究文库》，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