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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院的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书院改制与近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建立是20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两件大事。然而，这二者之间并未建立真正的前后关联性，1901年书院被视为历史的垃圾而抛弃，正如傅斯年先生所言:“清末改革教育，凡旧制皆去之，于是书院一齐关门，而书院之基金及地皮多为劣绅用一花样吞没了。”（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独立评论，第十四号.转引自杨东平主编.大学精神.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21.）正因为如此，在必须变革中国传统教育的背景下，近代中国大学的建立就不可能以书院改制为基础，而模仿西方已经相当成熟的大学制度便成为当时可行的选择，蔡元培先生云:“晚清时期，东方出现了急剧的变化。为维护其社会生存，不得不对教育进行变革。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要仿效欧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学。”（蔡元培.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转引自杨东平主编.大学精神.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5.）这种建立近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选择，使得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与近现代大学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书院在千余年发展历程中所积淀的文化精华，并未成为中国大学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建设21世纪中国大学文化的过程中，充分挖掘书院文化的精华，并将其转换为大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应是构建21世纪有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必经之途。
一、 作为中国古代大学的书院
书院是唐末五代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它是在系统综合和改造传统官学和私学的基础上所构建的一种不是官学但有官学成分，不等同于私学但又吸收了私学长处的全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对于书院教育的层次问题，书院研究者表现出明显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书院是大学,“书院从总体上讲是古代的大学，实施的是有别于启蒙教育的更高层次的教育”(李才栋.中国书院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284.)。有的学者则认为书院是多层次的，既有“大学一级，也有小学一级，不能只讲大学而不讲小学”(邓洪波.中国书院非大学说.教育评论，2002，6：79.)。还有学者则从大学自治的视角出发，认为“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的传统中既没有自治权之说，也不存在学术自由的思想”，“因此没有可以称得上大学的高等学府”(许美德.中国大学:198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在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书院是有层级差异的，既有作为蒙学层次的家族书院、乡村书院，又有作为高等教育机构存在的高层次书院。在中国古代的教育体制中，教学内容实际上只存在着蒙学和高等教育的差异，并没有一个中学教育的中间层次。因为读书人通过启蒙教育之后，其学习内容便是科举考试所规定的知识，其在难易程度上并无明显的差异。因而，古代教育体制实际上只存在小学和大学两种类型的学校。显而易见，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是大学，高等教育层次的书院是中国古代大学的重要形式之一。
大学是以成年人为培养对象，通过教授高深学问，创新和传承文化，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机构。根据大学的这个界定，结合书院的相关文献和前贤的研究成果，笔者对书院是中国古代大学的论断进一步加以阐述。
首先，书院以成年人为主要培养对象。尽管从现有史料看，绝大多数的书院都没有规定生徒入学的年龄。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相关的史料中窥见书院生徒的年龄。如著名汉学家钱大昕在苏州紫阳书院肄业时已经22岁，两年之后便成了举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又登乾隆甲戌科进士（钱辛楣先生年谱.转引自钱大昕.嘉定钱昕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12.）。另一位汉学家王鸣盛（23岁时即乾隆九年(1744年)进入苏州紫阳书院，乾隆十二年考中举人，乾隆十九年被取为榜眼黄文相.清王西庄先生鸣盛年谱.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12辑.）。在岳麓书院的著名生徒中，贺长龄22岁、魏源19岁、郭嵩焘18岁、左宗棠20岁左右进入书院学习。对于书院生徒的年龄，我们还可以从元代程端礼所制订的、并广泛应用于书院教学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来推断生徒的年龄，他将读书分为“八岁未入学之前”、“自八岁入学之后”和“自十五志学之年”三个阶段，提出生徒自十五岁开始，需要用三四年的时间来潜心学习，以掌握真正的“为己之实学”，之后才能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因此可以推断，属于古代大学的书院所招收的生徒至少应在15岁以后，或者稍大一点。由此可见，书院生徒的年龄与现在大学学生的年龄相差无几。
其次，书院实施培养高级人才的教育。在传统中国的教育体制中，除了医学、天文、书法、算学、律学等专门的职业教育之外，几乎全部的高等教育机构都是教授儒家经典和通识方面的知识，主要是培养能充任职业文官的人才，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官专业教育。当然，书院也不例外，在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书院承担起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从事儒学研究的人才和政事人才的重任。
唐末五代是书院的萌芽时期，书院的产生和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书院补官学之不足，满足生徒获得知识需要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唐代中后期开始，儒学及充任文官的士人纷纷选择隐居山林读书这种求学方式，在隐居读书的山林中逐渐衍生出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或者书堂。可见，书院的产生就是作为人才培养机构的形式出现的。
作为教育组织形式的书院在宋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是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北宋建立之初，在朝廷无法提供足够的求学之所的背景下，书院则受到朝廷和士人的青睐，成为官学的替代机构，承担起了教学的重任。南宋建立之后，书院再次承担起了培养人才的重任，书院的教学内容和科举考试内容逐渐趋向一致，书院成为教育机构的内在发展逻辑更加符合社会的需要。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后，为缓解教育资源紧张的状况，将书院纳入官方的管理范畴，书院与官学一起承担人才培养的重任也就是必然的选择了。
明清时期，书院作为人才培养机构的作用更加突出。由于官学的机构特质以及经费不足等方面的限制，官学无法承担起培养人才的重任。在这种情势下，各级地方官吏、乡绅和士人将人才培养的希望寄托在书院之上，数以千计所书院成为培养人才的主要机构。因此，我们认为书院是为传统中国培养研究儒学和从政专门人才的大学（参阅李兵.书院教育与科举关系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第5章.）
再次，研究和传播高深学问是书院的主要功能之一。高深学问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时代对高深学问的界定都不相同。以阐释人的存在意义、价值取向为核心的儒家哲学是古代中国的高深学问，这是毋庸置疑的。而高深学问是与大学直接关联的概念，“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13.）这样，古代中国肯定有创新与传播以儒学为核心的高深学问的大学，书院则是古代中国大学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