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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后期，以二程为代表的新儒学家因为无法利用官方的机构研究和传播其学说，于是民间色彩浓厚、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书院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新儒学和书院的结合不仅使新儒学获得了发展的依托，而且也使书院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书院因之转型为新儒学的研究和传播基地。南宋时期，为谋求自身的发展空间，以朱熹、陆九渊、张栻、吕祖谦等为代表的新儒家再次选择书院作为研究基地。程朱新儒学不仅建立了完整的学术体系，而且还将学术研究与教学结合起来，在造就了大批研究、传播新儒学人才的同时，也培养了大批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生徒。
与人才培养功能相比较，元代书院的学术创新功能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一时期的书院主要承担了传播儒学的任务。明代中后期，以王阳明、湛若水为代表而创建的心学，以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获得了士人的认同，书院再次成为王湛之学的倡导者和信奉者研究和传播学术的场所。这些讲求心学的书院重视讲学，通过建立讲会制度开展会讲，使书院的学术创新功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清代书院的学术功能并未因书院科举人才培养功能的强化而被削弱。乾嘉汉学的产生、发展都与书院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清朝出现了专门研究汉学和培养汉学人才的书院，如阮元创立的诂经精舍、学海堂书院等。乾嘉汉学的领袖人物和中坚学者或肄业，或任教、执掌于书院，书院成为汉学研究、人才培养的场所。创新和传播高深学问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大学的最典型的标志之一。
在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作为中国古代大学的书院不断调适自身以获得发展，通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创新和传播高深学问，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和适应中国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正是在这种调适与发展中产生了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书院文化精神。
二、 书院精神的基本内涵
书院精神是在书院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经过千余年的传承与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书院精神的内涵相当丰富，笔者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解读。
（一） 以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指一种注重人格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需要和意义的精神。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儒家文化关于士人的人格要求、价值理想和实践这种价值理想的方式方法，都体现为对“道”的追求。而儒家对于“道”的追求是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首先是士人通过改造自身、完善自身人格，实现所谓的“修身”；之后在此基础上，儒家强调士人应该将“道”转化为理想的社会秩序，即所谓的“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家将这种人文精神渗透到教育的各个层面，使中国传统教育呈现出典型的人文特色。如前所述，书院是唐末以来教育的主要承担者，也是以“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主要践履者。书院将道德教育摆在教育活动的首要位置，并按照儒家的道德理想模式来设计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长期在长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主讲的南宋著名学者张栻认为，书院应该“传道而济斯民”（张栻.南轩文集，卷十.潭州重建岳麓书院记.），将儒家的“道”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和追求目标。王阳明的为学理路虽然与程朱理学明显不同，但在选择书院人才培养的模式上则显得高度一致。他认为书院教育在于“明人伦”（王阳明.增修万松书院记.王阳明全集，卷七.文录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53.，）所谓“明人伦”就是要精通儒家的伦理道德，并将其内化为信念，进而外化为礼义秩序。
书院将道德教育渗透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并将其制度化为章程、学规等形式，使书院重视道德教育的人文精神充分显现出来。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制定的《白鹿书院揭示》中，对书院生徒的道德教育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朱熹.白鹿书院揭示.朱熹集，卷七十四.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3894.）南宋以后，大多数书院都将遵循这一学规，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书院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一些条目而已。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制定《岳麓书院学规》，其内容的前半部分就对道德教育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评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
在这份学规中，将儒家的孝、忠、庄、俭、和、悌、义等道德规范作为生徒的行为准则，这是岳麓书院强化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很显然，重视道德教育是实现个体道德完善的最具体手段，也是书院人文精神彰显的一个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