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国书院的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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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人文精神另一个展开的维度则是培养生徒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书院学者认为儒家对“道”的追求不止是个体的完善，也不仅仅是在超世脱俗中得到满足，而是应该在个体道德完善的基础上实现全社会的完善。因此，书院学者们往往将这种人文追求与社会政治、日用人伦结合在一起。而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下，科举几乎是将儒家经典知识权力化的唯一制度，也是士人将文化话语权转化为政治话语权的必经之途，书院与社会政治的结合往往表现为对科举仕进的追求。因而，为实现个体道德完善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都将道德教育与应试教育统一起来，目的在于培养“德业”与“举业”并重的人才。书院大师们认为，士人必须在研习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内化为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崇高的品格，而不是片面追求科举之学，即所谓立志。朱熹说:“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而为文以应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黎靖德编.朱子语类.长沙:岳麓书社，1998：219.）

为避免忽视个体道德完善而片面追求“举业”的教育趋向，书院学者对片面的应试教育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如南宋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宏在《碧泉书院上梁文》中指出:在科举取士的影响下，学界出现了“干禄仕以盈庭，鬻词章而塞路，斯文扫地，邪说滔天”的不幸状况（胡宏.胡宏集，卷三.碧泉书院上梁文.北京:中华书局，1981：201.。）尽管如此，我们在解读书院人文精神的时候，还是不能简单地认为书院的人文精神是反对科举应试教育的。实际上，科举应试也是书院学者人文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只不过是科举之学的最终目的必须与内圣外王之道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已。

此外，以“道”为内核的人文精神，还广泛地体现在书院环境的选择和建设上。书院一般都选址于环境优美之地，如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岳麓书院在“岳麓之胜甲于湘楚”的岳麓山下、嵩阳书院在五岳之一的嵩山脚下等（参阅朱汉民.儒家人文教育的审思.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30—131.）

除了重视外部环境的选择，书院还注重内部环境的创设。书院建筑的总体布局是遵循儒家纲常伦理的，内部环境的布置也时刻彰显出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如岳麓书院讲堂的布置就十分具有代表性，讲堂左右两边墙上嵌有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和清代山长欧阳正焕手书的“整、齐、严、肃”八个大字，集中体现了岳麓书院的院风和道德教育传统。岳麓书院讲堂的这种布置使书院生徒置身于一种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氛围之中，时刻警醒生徒保持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体悟和追求。

书院的祭祀也体现出显著的人文特征。书院除了与官学同样将孔子等先圣、先师、先贤作为祭祀对象之外，还要供奉本院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以及与本院息息相关的人物。其目的一方面在于彰显本院的学派学风和旨趣，另一方面则在于将这些人树立为本院生徒应该追求的榜样，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开展人文教育。

书院不仅将以“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提升到主导的地位，并将其贯彻到书院的各个层面，使书院教育呈现出典型的人文特质。书院教育强调生徒道德的完善和治国、平天下能力的统一，培养了不少德才兼备的人才，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充分表明书院所倡导的人文精神是有着旺盛生命力的。

（二） 学术创新精神

宋代以来，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经历了多次发展，其中包括宋代的程朱理学、明代的王湛心学、清代的乾嘉汉学。这些学术学派的形成与发展都与书院息息相关，或者是以书院为研究基地，或者是以书院为传播基地，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书院的学术创新精神是以书院宽松的办学环境为基础，以学术大师云集书院讲学为推动力，并以师生相互答疑问难、相互激荡获得新的观点、思想而形成的。

1� 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在具备一定物质条件的前提下，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是决定学术创新与传播的关键因素。书院的学术创新需要在两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方面，书院学术创新需要超越固有的学术传统与知识框架，如程朱新儒学通过重新阐释儒家经典，打破了汉唐经师对儒家经典解释的垄断地位。王湛心学则是试图突破程朱新儒学的“支离”，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的学术主张。乾嘉汉学是对程朱新儒学的反动，用汉代学者重考证的方式方法来研究儒家经典。另一方面，书院学术创新还必须突破统治者通过科举制度、官学体系所实行的学术控制。而书院学术创新要能实现这两个方面的突破，必须具备宽松的学术环境和灵活的体制。

如前所述，书院的性质不同于官学，它发端于私人藏书读书之所，即作为私人办学机构的形式出现。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期，书院受到了官方的重视，甚至直接由官吏来创办、管理和任命山长，大多数书院教学也以科举为目标，使书院出现官学化。但与官学相比较，书院很少被朝廷的官方文件正式纳入官学体系之中，即书院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被视为“储才以应科目”的机构。正因为如此，书院受到的控制远远小于官学，书院在经费管理、山长选聘、教学内容与方式以及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自主权，这是书院实现学术创新的重要条件。

不仅如此，书院与私学也有着显著的不同:首先，书院有以学田为核心的经费体系的支撑，将学田出租的收益作为其日常的运作经费，并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经费管理体制；其次，书院制定了相当完善的选聘山长、招收生徒、进行教学活动、藏书与祭祀等方面的制度。如清代书院选聘山长时，不少书院从学术水平、道德修养方面要求候选的山长，而且还规定山长必须能坚持长期住院开展教学活动，如有的书院将山长的薪水与其是否到岗工作联系起来，如果山长一个月不到书院任教，就将这一个月的束脩和薪水支给代课者，以达到“重月课而收实效”墨池书院章程.清刊本.的目的。

书院与官学、私学的这些差异使得书院获得了相对自主的学术传薪环境和必要条件。如不少书院以充足的经费为支撑，购置和收藏了大量的图书资料，甚至出版学术著作。如河南大梁书院是清代汉学在中原地区的重要基地，其藏书数量相当惊人，至清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收藏有经、史、子、集、丛书、算学书、时务书等七类图书，共计2299部，42151卷。如果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大梁书院是难以收藏如此巨大数量的书籍的。除了收藏书籍，经费充裕的书院还自己刊刻本院教师的讲义、生徒的优秀课艺及院志等。如以研究和传播汉学而著称的杭州诂经精舍就先后出版了其生徒的课艺《诂经精舍文集》八集，成为清代汉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无论是书院教师的讲义还是生徒的课艺等，既是对书院学术水平的反映，也是对书院创新的一种激励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