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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阐扬所属学派的学术观点之外，书院讲会的主要功能就在于进行社会教化。赵绍祖在《赤山会约跋》中明确指出，书院讲会的目的就在于教化社会，即所谓“拳拳以善俗为心”赵绍祖.赤山自约跋.北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而由萧雍所制定的《赤山会约》的内容包括遵谕、营葬、睦族、节俭、正分、广仁、积德、慎言、忍气、崇宽、劝业、止讼、禁赌、举行、黜邪、戒党、置产、恤下、闲家、端本等方面，这些都是关于民间风习、改善社会风尚的规范。
此外，书院的藏书和刻书活动也是书院传播和普及文化的重要方式。如书院藏书除了为本院师生的教学、学术研究服务之外，不少书院的藏书还向院外开放，具有公共图书馆的性质。如湖南益阳箴言书院的《箴言书院规制》中规定:“凡院外之人愿读某书者，自具薪水蔬油来院，呈明监院，限以日月而借之，仍不许出院门，其标记、赔偿之法悉如前。”胡林翼.益阳箴言书院志，卷上.箴言书院规制.清同治五年箴言书院刊本.
再次，生徒的教化活动是书院教化的延伸。在研究书院传播与普及文化的教化精神时，不仅应该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在书院活动的影响上，而且还应该重视书院所培养的生徒对社会教化的作用。
一般来说，长期在书院接受教育，受到书院精神熏陶的生徒往往能利用自己的地位继续从事教化活动。一部分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统治阶层的书院生徒，会利用自身的地位直接参与书院的建设与管理，成为书院发展的重要力量。如陶澍于乾嘉之际就读于岳麓书院，为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历官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等要职。他一生十分关注书院的发展，直接参与书院的管理、建设与讲学。道光六年(1826年)，他率领下属捐廉，于嘉定倡建霞川书院，并亲自参与考校。道光十七年(1837年)，又修复敦善书院，作为盐籍子弟的求学之所。次年，仿照阮元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创建江宁惜阴书舍，并制定了《惜阴书舍章程》十条，规定其讲求汉学的教育方针。陶澍的这些活动直接推动了书院教化活动的开展。
而大部分书院生徒则是只能回归到民间，不少人以社会教化为终身责任，不仅成为文化知识的主要传播者与普及者，而且也是民间礼仪、乡规民约的制订、推行者，社会舆论与道德评判的主导者，在民间社会担当着精神领袖的角色，通过他们自身的言行、处事接物等方式，成为民间社会道德的模范（肖永明.书院社会教化的实施途径.教育评论，2003（3）：81.）书院强调通过书院生徒的不懈努力，将儒家文化传播与普及到民间，实现儒家的社会理想。《石南书院记》云:
“多士诚能克自振拔，力追古人，后先相望，以宣圣天子文治之隆，又各以其所闻闻其乡人，自党塾而至于里闾，父与言慈，子与言孝，交相勤勉，涵濡渐摩，道德一而风同，其在是矣。”（王巡泰.石南书院记.（广西）续修兴业县志，卷九.清乾隆四十三年抄本.）
三、 现代启示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大学将进入社会的中心，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运作，从而实现自身的变革。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总体而言，中国的大学体制应属典型的舶来品，这是由近代中国特定的政治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移植的方式是有其历史因缘。然而，制度移植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大学文化也可以照搬，因为文化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而民族精神是无法模仿的。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言:“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梅贻琦.大学一解.清华学报.13（1）.转引自杨东平主编.大学精神.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46.）大学文化的构建需要在继承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对其精华部分加以现代化的转化，使其现代大学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中国气派。
如前所述，书院精神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必须运用历史学、教育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和观点，对书院在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所积淀的文化精神进行全面的梳理，然后再结合当前大学的发展，将书院与现代大学结合起来研究，特别需要注重对大学文化的个案研究，力图将书院文化通过现代转换，将其人文精神、学术创新精神和传播、普及文化的教化精神进行转换，并使之成为现代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载台湾《哲学与文化》2008年第9期，总第4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