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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历史变迁与士大夫价值取向
书院是中国古代最有创新精神、人文追求的文化教育组织，一直受到古今学人的热烈推崇。但是现代学者也常常会感到困惑：为什么在历史上具有独立创新精神的书院，又总是重蹈僵化的官学教育的覆辙，一次次走上官学化的道路？我们认为：答案就在书院本身，即创办、主持书院的士大夫。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独特的阶层，他们往往身兼知识分子与行政官僚两重身份为一体，所以英文将其翻译为“学者—官僚”。本来，学者的职责是从事文化知识的创新与传播，官僚的职责则是管理行政事务，士大夫则要承担文化创造、行政管理双重职责。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时期、不同个体的士大夫往往会在“学者”与“官僚”的身份上有不同的偏重。应该说，创建、主持书院正是士大夫“学者”意志的追求与体现，表达出一种学术创新、教育变革的文化追求。但是由于士大夫兼有“学者—官僚”这种双重身份的影响，故而使得他们所办的书院不可避免地出现“官学化”的发展趋向。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延续了一千多年。考察书院萌芽、发展、鼎盛、演变的漫长历史，能够使我们深刻地认识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与士大夫的文化精神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本文将书院发展历程与士大夫价值取向结合起来作一考察，以对书院这一唐宋以后兴起的文化现象作一新的思考。
一、 唐五代书院与士大夫的隐居求学
根据各种史料记载，早在唐五代时期，以“书院”为名的文化教育机构就已经产生。而“书院”的名称更是早在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就已出现，距今已有1200多年了。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书籍的整理和校勘，历代中央政府都有一个收藏、校勘图书的地方，如汉代的东观、兰台、石室、仁寿阁，隋代的嘉则殿，清代的文渊阁等。而在唐代，就把这种校书、藏书的地方称为“书院”。据南宋学者王应麟所著的《玉海》解释说：“院者，取名于周垣也。”可见，从字义上讲，院是指具有围墙的房屋。唐代宫室以院称名者比较多，如有著作院、学士院、翰林院、太常院、礼院等。唐代皇室创设“书院”，主要是指用围墙围起来的藏书、校书之所。唐代官方创立的丽正修书院、集贤殿书院，是中国古代最早以“书院”命名的文化机构。后来所说的“书院”之名，即起源于此。但是，这两所书院并不能等同于以后作为一种文化教育机构的书院，所以清学者袁枚说：“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随园随笔，卷九.）
自唐玄宗时期建立丽正修书院和集贤殿书院之后，民间的一些读书人借用这个名称自办书院，以作为自己个人读书治学、传授生徒的场所。唐代出现的这些私人创办的书院，它们大多是一些退避、隐居的儒家士大夫个人读书治学的场所。这些学者建造房屋、收藏书籍，并在此读书治学，他们把自己的读书之所称为“书院”。在《全唐诗》的诗题中能找到许多所这种书院，书院命名往往就是创建者本人的姓名，如李泌书院、第四郎书院(薛载少府书院)、赵氏昆季书院、杜中丞书院、费君书院、李宽中秀才书院、南溪书院、田将军书院、子侄书院、沈彬进士书院等。尽管它们大多不是作为正式教育机构的书院，但其中的一些文化特征、功能与后世的书院有重要的联系。如士大夫将其作为独善其身的安身之处，总乐意把它们建置于风景优美的名胜之地；这些书院还有收藏图书典籍、研究学术、交流文化等活动，和后来的正式书院有许多近似之处。
此外，各地方史志中也有一些唐代书院的记载，这些书院大多是士大夫们读书治学的场所或祭祀的祠堂。和唐诗诗题中的书院相比，这些地方志中所载的书院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它们中大多都有了专门的名称，而不像唐诗诗题中书院总以学者个人命名。尤其重要的是，史志中甚至粗略地记载了几所书院的讲学活动，这标志着以书院命名的教育机构的初步形成。诸如：江西高安桂岩书院、江西永丰皇寮书院、江西奉新梧桐书院、福建漳州松州书院、江西德安东佳书堂。以上五所书院，是史志上明确在唐代就有讲学活动的书院。尽管这些书院在当时影响并不是很大，但它们确是书院教育的起源。这些书院既有藏书，又有教学活动，已经完全具备了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书院的一般特点。
唐代书院包括上述两种：朝廷的藏书校书机构和民间的私人读书讲学之所。应该说，只有民间士大夫所办的书院才可以说是书院的萌芽。它们在名称以及其他许多具体的文化功能（如藏书、祭祀、读书治学等）方面，和宋代书院是相契合的。尤其是一些书院已经有明确记载的讲学活动，更是代表着书院教育的出现。由此可见，书院的文化教育组织，从萌芽到产生，就是与儒家士大夫及其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的。这段时期的书院，体现了社会动荡、天下无道时士大夫们隐逸求学的精神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