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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不仅在经济上资助书院，而且尤为重视对书院师长的任命、奖励、提升和对书院学生的录取、考核。在乾隆元年(1736年)的上谕中，他明确规定了对书院院长的要求：“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院长三年任满即考核一次，如果是教术可观、人才兴起，则加以奖励。六年之后成就突出的，奏请酌量议叙，加以奖励或提升。在选择生徒时亦提出要求：“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并命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对书院生徒严加考核、检查，“有不率教者，则摈斥勿留”，而对品学兼优之士，则加以表彰鼓励，允许直接向上荐举。乾隆帝“上谕”的目的是为了按自己的意图改造书院教育，但在客观上促进了书院的发展。
雍正、乾隆帝所采取的书院政策对书院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致清代书院出现了两大特征：第一，书院建设规模发展到历史上的高峰，书院教育得到全面普及；第二，书院官学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
自雍正帝倡办省城书院以后，府、州、县各级地方政府和官吏也纷纷行动起来，拨公款、捐田产，积极倡办书院，而各地的士绅亦出资兴办书院，将之看作是一种崇儒学、兴教化的义举。所以，清雍正、乾隆以后，书院数量大增，超过前代任何时期。清代书院的迅速发展、全面普及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设置书院的省区更加广泛，以前的书院建设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以及一些经济、文化较发达的省区，而清代书院已经向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一些原来极少创办书院的省份或地区如甘肃、青海、新疆、蒙古、台湾都创办了书院。第二，设置书院的地域更加普遍，几乎每个府县都创办了书院，文教发达的府县所建置的书院可达数十所之多，书院几乎完全承担和代替了清朝学校教育的职能。第三，书院向都市、城镇发展，书院本来是儒家士大夫隐居山林讲学的形式，宋明许多著名的书院中都有这一特点。但是，清朝的书院却开始向都市、城镇发展，这段时期著名的书院主要是在都市而不是在山林，如雍正赐金资助的20多所大书院均在各省省会。各地书院也主要在府、州、县治所在地。
第二个特征，即清代书院的官学化倾向。书院本是实现自由讲学与学术研究的文化教育机构。但元代书院已有官学化趋势，到了清代，书院的官学化进一步强化。清政府在经费、掌教、学生等方面均牢牢地控制了书院，书院只能完全按照朝廷主政者的要求从事教育活动，因而逐步成为官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时，书院内部的组织及教学与官学并没有多少区别，书院院长往往由官府任免，书院生徒也得由官府选拔。更重要的是，书院教育以科举考试为目的，以学习作八股文为主要课程。书院一般每月进行两次课试：一次为官课，即由府、藩、郡、县轮流出题、阅卷、给奖；一次为师课，由书院掌教出题、阅卷、给奖。无论官课师课，学习作八股文是其主要内容，可见，清代书院因官学化而逐渐流为科举的附庸。
清代书院的演化表明，原来具有相对独立地进行学术研究、自由讲学的书院最终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官学化趋势。尽管清初仍有部分书院倡导乾嘉汉学，表现出知识创新的追求，但是从总体而言，那数量庞大的书院群体正在一步步官学化。正像许多身兼“学者—官僚”双重身份于一体的士大夫们，往往是由其“学者”身份转化为“官僚”身份改变一样，清代书院也在积极配合朝廷“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政治理念，逐渐发生从独立的文化教育机构到官学化的转变。
结语：
从中国书院的千年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中，我们已经发现，无论是受到后来人们褒扬的学术创新、教育变革的“书院学风”，还是先后受到学人批评的附属科举、学术淡薄的“官学化”体制，其实均是与书院组织的核心——士大夫的社会身份与精神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士大夫不是西方社会结构中那种纯粹的学者、僧侣、官僚，他们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学者—官僚”的双重身份，故而他们既不可能完全独立地从事精神文化的创造传播工作，也不单纯是追求行政效益的官僚，而总是希望将精神文化的创造与经世治国结合起来。士大夫们这种独特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精神特质，他们既希望独立地从事精神文化创造，又盼望在皇权的统治下从事经邦济世的社会管理。士大夫社会身份、精神特质的二重性矛盾鲜明地体现在他们所创建的书院中，并使得书院既有自由讲学与学术创新的文化传统、又有科举附庸官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
（原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高等教育》2007年第9期转载，又载韩国国民大学校：《韩国学论丛》第29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