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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德才兼备的教育家
正是由于官方控制和行政权力的介入，使得书院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样，创建者、修复者和执掌者在书院发展过程中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他们的人格魅力和教育理念则是突破现实困境的有力武器。
岳麓书院首任山长周式“以行义著”，为世人所称道，还得到了真宗皇帝的召见。在召见过程中，真宗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并要求其在京师任教。但周式不为名利所动，委婉拒绝了真宗皇帝的任命与任教要求，坚决要求回岳麓书院。真宗被他的高尚人格所打动，仍然赐他中秘书的职衔，并御书“岳麓书院”四字让周式带回长沙，岳麓书院因此名扬天下。
政治强权的打压是对书院发展最直接、最严厉的干预，但大多数书院大师与生徒不畏强权，敢于维护师说。南宋“庆元党禁”发生之后，西山精舍的创建者、朱熹的学术助手蔡元定受到当权者的猛烈抨击，称其“佐之为妖”。面对前去抓捕他的郡县差役，蔡氏神情自若，毫无惧色。他被贬道州，临行前，朱熹与其弟子百余人前往为他送行，两人就如同平时见面一样，丝毫没有悲伤的表情。蔡元定在其子蔡沈的陪同下，徒步三千里，至双脚流血。到达道州后，他并未因政治上遭受打击、身体上受到摧残而放弃学术传播，始终坚持授徒讲学，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书院大师不仅需要有敢于对抗现实的道德修养和勇气，而且还必须洞悉教育发展规律，以便使书院能在现实的困境中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吴澄是元代书院大师的典型代表，他不仅在道德方面堪称师范，而且还有着独特的书院理论。在吴澄看来，为士人提供获取知识的场所和作为研究、传播学术的基地是书院产生与发展的两个主要原因。他将因前一个原因而产生的书院等同于民间性质的乡党闾巷之学，认为这类书院应以推广和普及儒家学术为主要职能；而将因后一个原因而产生的书院称为讲习式书院，认为其主要职能则是创新儒家学说。由于这两类书院的产生都与官府没有直接关联，因此吴澄认为应当保持书院的民间性质，官方应当尽量不要干涉书院的运作，否则就会影响书院教化作用的发挥。
（二） 学术创新的勇气
学术创新既需要超越当下的学术体系，也需要超越现实条件的各种限制。书院学术大师要以书院为基地进行学术创新，则需要有巨大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这是为历代以学术研究与传播为主要职能的书院在实践中所证明了的。
北宋中后期，程颢、程颐在政治上受到王安石所把持的朝廷排斥，只能以创新、传播学术来对抗政治的压制。伊川书院是程颐研究与讲学的主要场所，除短期出仕外，他长期在此著书讲学。二程虽然在政治上遭受打击，但他们仍然执着于学术创新与传播，为宋代理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学术生涯并不平坦，甚至是一路坎坷。朱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政治的边缘地带，其学术屡遭“禁学”运动的打击，但朱熹并未改变其进行学术创新的信念，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以书院为基地进行学术研究与传播的决心。朱熹不仅在出生地福建武夷山创建了寒泉精舍、云谷书院、武夷精舍、同文书院和考亭书院等5所书院，而且还先后修复和讲学于21所书院，其学术体系的建构与传播基本上是在书院完成的。朱熹在屡次政治打击面前都表现出惊人的毅力，并执着于学术体系的建构与传播。
至明代中期，随着程朱理学的正统化，书院在研究与传播儒家学说方面的作用日渐减小，但王阳明、湛若水等学术大师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明代中叶，王阳明在政治压制下表现出惊人的学术创造力。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得罪宦官刘谨被贬贵州龙场驿任驿丞。初到龙场的王阳明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只能栖身山洞，还需自己垦荒种地来维持生计。然而，仕途与生活的双重压力并未让王阳明自暴自弃，反而使他能集中精力进行理论思考。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思索之后，王阳明终于豁然开朗，体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是其心学体系构建的起点。为宣扬自己的学说，王阳明创办龙冈书院，并讲学于贵阳书院。王阳明虽然政治上遭受打击，但他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能创造性地提出心学思想，这既是其长期知识积累的结果，也与其对学术永不停息的追求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