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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理学对书院的影响
理学作为一股新兴的学术思潮，对中国私学高级阶段的书院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
（一） 对书院教育思想的影响
理学和书院的密切结合，相互之间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理学思潮从根本上影响、制约着书院教学，使书院在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从而形成了自己能够独立于官学之外的风格和特色。
1� 书院的教育目的
唐宋以来，官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结合起来，学校教育人、培养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应付科举考试以走上仕途。官学教育因此而流为科举的附庸，出现了许多严重的弊端。理学家们看到了官学教育的通病，朱熹批评当时的官学教育时说“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教育为科举而教，学者为科举而学，结果是“风俗日敝，人材日衰”（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
为了纠正官学的弊病，理学家们为书院提出了新的教育宗旨，即要求恢复先秦儒家教育的传统，以道德修身为书院教育的目的。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明确提出了书院的教育目的，在整个书院史上具有广泛的影响。朱熹提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白鹿洞书院学规.）他认为书院的教育目的不是为了科举考试以获取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进行义理教育、道德修身，以培养出合乎儒家道德标准的士君子。南宋其他理学家在书院教育目的方面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如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在《潭州重建岳麓书院记》一文中认为书院教育应反对“群居佚谈”、“科举利禄”等习气，目的是“以成就人材，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他教育士子：“学者潜心孔孟，必求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明义利之辨。”（南轩文集，卷十四.孟子讲义序.）把道德教育、义利之辨作为书院的教育宗旨。南宋时期理学家们开创了理学和书院结合的局面，同样也奠定了书院以儒家伦理为宗旨的教育目的。
南宋后期，理学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本身又成为官学教育和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书院教育虽然也和科举考试有了密切的联系，但仍有大量书院保持了自己的教育宗旨，尤其是那些由名儒主持的书院，仍明确反对以科举为目的的教学，主张书院教育是启发良知，培养圣贤，这些理学家的书院教育，基本上保持了自己独立的办学宗旨。当然，不可否认南宋后期书院教育已受到科举制度的严重影响，科举之学已不可避免地渗入书院，但是，那些理学家主持的书院总是要求士子们以德业为学习目的，把理学的品德培养置于首位。
2� 书院的教学内容
理学和书院结合，既改变了书院的教学宗旨，又改变了书院的教学内容。理学家也和汉唐诸儒一样，重视儒家经典的传授，因而书院教学也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但是，书院在讲授儒家经典时又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经典采用的重点不同。汉唐诸儒以《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为主要教材；理学家除继续使用“五经”外，尤重《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四书”，其地位往往高出“五经”，成为更为重要的教材。
第二，对这些典籍的理解和发展不同。汉唐诸儒注重对儒经中名物制度的考据训诂，理学家则强调儒经的道德教化意义，要求从中“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这儒家经典是为了“明人伦”、修养心性。而且，理学各学派对经典的理解和发挥也不相同。理学派主张以“理”为本，他们主要从理气论、格物致知论阐发儒家经典。心学派则以“心”为本，主张“‘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故主要以“心即理”为宗旨阐发儒家经典。各理学学派的书院均按照自己的学术观点来解释儒经，进行教学。当然，程朱学派在社会意识形态上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所注解的儒家经典如《四书章句集注》等成为历代书院必读的教科书，其影响更为广泛和久远。
此外，书院还以理学家们的著作作为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理学家留下了大量理学著作，以阐发他们有关太极阴阳、理气、理一分殊、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道心和人心、天理人欲、格物致知、居敬穷理等理学思想。这些著作亦成为书院的重要教学内容，书院的山长们往往把它们作为书院的必修课程。许多书院规定除了以“四书”及朱子的《集注》为“读书之本务”外，还将理学家的著作作为教学内容，包括《太极图说》、《通书》、《正蒙》、《西铭》、《朱子语类》以及其他理学家的文集之类。这些都是理学和书院相结合以后在教学内容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特色。
3� 书院的教学方法
书院在千年办学的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在教学方法上尤独具特色，一直受到古今教育家及学者们的关注。书院之所以会形成这些颇具特色的教学方法，也是因为在和理学结合的过程中受其影响而产生的。
理学之所以不同于汉唐诸儒，就在于它吸收了佛、道的思想资料和修养方法。理学家们既有精深的理论体系，又有切实可行的道德功夫，而且二者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当他们以书院为基地传播其学说时，他们所运用的教学方法，也就成为其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朱熹在学术上主张以理为世界本体的“天理论”。“理”是存在于天地自然、人类社会之中的客观法则。在教学方法上，他主张通过格物致知、读书博览的途径以获取知识。所以，格物致知是朱熹倡导的重要教学方法，对书院教学影响很大。他说：“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0：7.格物致知当然首先是朱熹的学术主张，他用这一思想指导书院教学，使之成为重要的教学方法论。从教学方法的角度来说，格物致知论注重对外在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在与此相关的读书学习方面，朱熹一直提倡泛观博览的读书法。所以朱熹主持的书院，学术思想和教学方法都具有注重格物致知、泛观博览的特点。
陆九渊在学术上主张“心即理”。作为宇宙律、道德律的“理”只存在于人的“心”中，因而体现在教学方法上，则更注重“明心”、“立心”。他认为，既然天理在我心之中，教学只能以反省内求为途径，即从吾心出发认识世界、体悟天理，而无需像朱熹所讲的那样，以“格物致知”为求学的途径和方法。他在鹅湖之会上大力攻击朱熹的教学方法，而倡导“以尊德性为宗”。因而，在创办书院教学时，其教学方法就有自己本学派的鲜明特色，即“先发明人之本心而使之博览”。（宋元学案，卷七十七.槐堂诸儒学案.）陆九渊《年谱》记载了他在象山精舍的讲学活动，“先欲复本心以为主宰，既得其本心，从此涵养，使日充月明，读书考古，不过欲此心耳”。
吕祖谦在理学思想上有“驳杂”的特点，在哲学本体论上既崇“天理”，又崇“本心”。反映在教学方法上，就是“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吕祖谦在书院教学中，要求学生对各派学术观点采取兼容并蓄的宽容态度。他本人用的教学方法，也是兼取各家，而不像朱陆那样偏激。此外，他还兼取了事功学派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主张读书学习要“求实用”。
由上可见，南宋书院之所以在教学方法上丰富多彩、各有特色，完全在于理学对书院的影响和渗透，这些教学方法本身即是理学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跟理学思想体系不可分割的教学方法和道德修养方法还有学思结合、穷理居敬、变化气质、知行合一、存理灭欲、省察持养、自得自立等，这些教学方法鲜明地体现出理学思想对书院教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元、明、清各代的书院，皆把这些理学的教学方法论和修身功夫论作为书院教学的基本方法。
（二） 对书院组织制度的影响
书院作为一种高级形态的私学，其突出表现是它的组织制度的完善和严密，包括正规的教学课程、专门的管理职事、约束生徒的学规、藏书制度、祭祀制度以及专门的讲义和教材。书院兴起于北宋，但是直到南宋，其组织制度才开始成熟和完善。南宋的书院制度所以能达到这种成熟和完善，同样是与理学思想的渗透分不开的。理学对书院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 书院的课程
有专门的课程设置，是作为高级形态私学的书院所独具的特点。在此以前，不仅普通私学没有专门、系统的课程安排，就是官办学校，大多也没有课程的系统安排。然而，自从书院和理学结合后，遂有了专门的课程设置。
理学以复兴儒学为旗帜，因此，理学家十分注重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和传习。理学家注经的突出特点，就是偏重于义理的发挥，用理学的观点注解儒经。理学家们重新解释的儒家经典，成为书院的教学讲义和课程内容。为了使学者能循序渐进地学习、理解这些内容，理学家们根据学者的不同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学习这些儒家经典及课程的内容和前后次序作了规定。他们主张把学校教育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在“小学”阶段，其教学课程主要是洒扫、应对、进退的仪节，礼、乐、射、御、书、数的内容，而“大学”阶段则要求学生能读书穷理。书院教育属于“大学”阶段，学者必须能研读儒家经典，以致知穷理。朱熹还对读书的课程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他主张先读《近思录》，次读“四书”，然后读“六经”。读“四书”时亦有一个先后次序，他主张：“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律；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卷十四.这些规定使书院的课程基本定型，此后，各家书院在制订课程时，往往都以此为课程基础。
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书院课程，大多是理学教育思想制度化的结果。如福建延平书院曾于南宋时期订有专门的课程表，就是以朱熹所主张者为宗旨，它规定：
一、 早上文公“四书”，轮日自为常程。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六经”之书，除其所已。取“训释”与“经解”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