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古代书院增加了藏书、刻书的功能，这是它和传统私学的最重要区别之一。这两个功能的出现，与宋代印刷术的长足进步是分不开的。虽然书院藏书与刻书制度的形成并非理学渗透、影响的结果，但是，理学却促进了书院藏书、刻书的发展，更导致其特色的形成。理学家在主持书院教学时，都十分重视书院的藏书建设。朱熹修复了白鹿洞书院后，即着手藏书建设。他一方面发文至诸路衙门征求图书，从其《洞学榜》所云“承本路诸司及四方贤士大夫发到文籍，收藏应付学者看读”，可见其对藏书的热心；另一方面，他又请朝廷颁给经书。此外，他还积极倡导建书阁，据文献记载：“白鹿洞之复有书院，前使君朱文公所建也；书院之有御书石经，孝宗皇帝之赐、文公之请也。藏书而有阁焉，又文公之所度也。”（昌谷集，卷十五.白鹿书院重建书阁记.）其他理学家如吕祖谦、张栻、陆九渊等，也很重视书院的藏书建设，或广泛搜集图书，或命门人购置图书，或捐献个人家中藏书，促进书院藏书事业的发展。
与藏书有关的刻书，也是书院的重要功能和特色。理学家不仅重视书院藏书事业的发展，还很重视书院的刻书。尤其重要的是，由于理学的渗透和影响，使得书院的刻书往往和理学的研究、教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南宋许多书院所刊刻的书，既是理学家的学术研究成果，又是书院的教材。如婺州丽泽书院于绍定三年(1230年)刻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2卷，又刻吕祖谦的史学著作《新唐书略》35卷。唐山书院于绍定四年刻《陆门塾书钞》12卷；永泽书院于淳祐八年(1248年)刻朱熹的《四书集注》19卷；龙溪书院于淳祐八年刻陈淳的《北溪集》50卷、《外集》1卷；建安书院于咸淳元年(1265年)刻朱熹的《朱文公文集》100卷、《续集》11卷、《别集》10卷，等等。
由此可见，南宋理学和书院的结合，促进了书院藏书、刻书的建设，并使书院的藏书、刻书与理学的学术研究、教学活动联系在一起，使其藏书、刻书更具特色，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四、 书院对理学学术的促进
理学学术思潮的发展离不开下列两种途径：第一，在深入研究理学学术的基础上实现对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第二，广泛而持久地传播理学学说。由于理学家们能充分利用书院的特殊条件潜心研究学问，同时，理学家们在书院广泛持久地传播理学，培养学术人才，从而促进了理学思潮的发展。宋以来兴办书院最盛的江西、湖南、福建皆为“理学名邦”、道学南传基地，究其原因，均得益于书院教育。书院不仅是教育中心，也是学术研究中心，其教育活动和学术研究又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以下着重论述书院的理学学术研究活动，并由此说明书院对理学学术思潮发展的促进。
书院中的理学学术活动主要有下列几项：
（一） 著述
著述是理学学术研究成果的标志。理学家在书院讲学的时期，基本上也是他们著述最丰盛的时期。宋代著名理学家的大量学术著作都与书院教学有关，因为书院教育促进了他们的著述活动。
首先，书院导师为了给弟子授课，总是集自己的研究心得而编写讲义、讲稿。有些讲义经整理而成为重要的理学著作，有的则把自己的重要著作作为书院讲义。以南宋理学家为例，张栻在主教岳麓书院期间，专门撰写了《论语解》、《孟子说》作为教材。这两部讲义后成为他的代表作。朱熹在福建创办精舍讲学时，更是撰写了大量著作，其中许多都是作为书院讲义出现的，后来在白鹿洞书院时又留下了《白鹿洞书堂讲义》。他的代表作《四书集注》也是书院教学的主要讲义。吕祖谦创办丽泽书院时编写了许多讲稿、讲义，如《丽泽讲义》等，在当时及后世均有影响。其代表作《东莱左氏博议》25卷，阐发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后来此书成了书院的重要教材，并作为书院学生习作的范文。
其次，书院导师讲学时的记录，亦成为理学的代表著作。宋明以来，理学家们都喜欢在书院讲道论学，其弟子将这些讲道论学记录下来，遂就成了“语录”之类的著作，而且盛行一时。这种自由地讲道论学的形式，能刺激师生双方深入思考问题，更可以全面地反映导师的学术思想，所以，朱熹的《朱子语类》、陆九渊的《语录》、张栻的《答问》，均成为理学史上重要的代表作。
再次，书院大多选建于山清水秀的僻静之所，为理学家治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图书资料条件。他们在讲学之余，潜心研究，撰写理学著作，所以在书院讲学时期他们的著作特别多。南宋初年理学家胡安国于南岳碧泉书堂讲学时，撰写成其代表作《春秋传》，并给书院弟子讲述该书的学术思想。
（二） 学术讨论
学术活动的展开、学术研究的深入离不开学术讨论。学术讨论的状况、水平，是学术思潮发展的重要标志。而且学术讨论愈深入、热烈，理学学术就愈能得到发展和繁荣。纵观理学发展史和书院的教学史即可发现，理学的学术讨论活动亦大多与书院有关。书院的学术讨论有多种形式，现择要介绍两种：
第一种，是理学大师之间的学术讨论，即所谓的会讲。会讲既是一种教学形式，又是一种学术讨论会的形式。理学家在书院讲学期间，或者是相互之间邀请访学讲学；或者是由于学术观点分歧，彼此感到有讨论辨析的需要。会讲过程中，学者双方就某些重要问题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展开辩论，辩论的结果可能是趋于一致，亦可能是各执己见，但这都是学术讨论的正常现象。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张栻和朱熹会讲于岳麓书院，双方在“中和”说、“太极”说、“知行”说、“仁”说等方面有较大分歧，经过一个多月的辩论，在许多主要观点上趋于一致。所以朱熹在会讲时感叹地说：“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学问之益，至幸至幸！”（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与曹晋叔书.）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学者会讲于江西铅山鹅湖寺，三家就“为学之方”展开讨论。朱、陆学术宗旨各异，争论十分激烈。由于双方各执己见，只得不欢而散。这两次著名的会讲结果不同，但在理学史上均有重大影响，对推动理学研究的深入、理学思潮的发展均有重要作用。
第二种，是书院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展开的学术讨论。书院大多系古代高等学校，书院生徒的学术水平亦达到一定高度，有的甚至是一些很有名望的学者。他们在书院学习期间，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学术见解。因此，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也常常展开自己的一些学术讨论。这种讨论往往和社会上的学术思潮联系得十分紧密，并能推动学术思潮的发展。宋明理学家的“语录”中，记录了许多属于师生之间的质疑问难。但是，学者们并不全是消极地等待导师解答，师生双方可以深入思考问题，以利于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时，书院生徒的一些重要的学术见解，还会吸收到导师的思想及著作中去。张栻在岳麓书院讲学时，曾和学生周奭讨论“天”和“太极”的区别问题。周认为：“天可言配，太极极不可言合。天，形体也；太极，性也。”宋元学案，卷七十一.岳麓诸儒学算案.张栻同意学生的观点。后来，他在自己的学术著作《孟子说》中，就完全采用了这一说法。
（三） 建立学派
学派的形成主要依赖于两个条件：第一，自成体系的学术思想；第二，学术观点、思想倾向比较一致的学者群体。书院的教学恰恰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故而书院便成为各个理学学派的学术基地。两宋时期，书院往往会聘请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学者、名师前来主讲。这时，学者们不仅可以利用书院的各种条件更加深入地研究学术，还可利用书院这一自由讲学的阵地传播自己的学说，吸收和影响一批学术旨趣相近的学者，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术流派。南宋时的几大著名学派皆是以书院为基地而建立起来的。
南宋时期，湖南地区最早形成的学派是以书院为学术基地的湖湘学派。南宋初年，理学家胡安国、胡宏父子隐居衡山一带，创立碧泉书院，研究《春秋》学、阐发心性义理，并开创了湖湘学派。理学家张栻从学胡宏于碧泉书院。乾道初年，岳麓书院修复一新，张栻受聘主教其中，并撰写了《潭州重建岳麓书院记》。湖湘弟子闻讯，纷纷来此研习理学。这样，发端于碧泉书院的湖湘学派又大兴于岳麓书院。张栻在岳麓书院一方面传播胡氏之学，编辑刊行《知言》、《五峰集》等，并以之传授弟子；另一方面，他又广泛吸取前辈学者如周敦颐、二程、张载等著名理学家的思想，撰写、刊行了《太极图说》、《张子太极解义》、《伊川粹言》等。再则张栻主持岳麓讲席之后，使之在教育宗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焕然一新，吸引了一大批求道问学的士子，不仅湖湘士子纷纷求学于此，其他地区的学者也慕名而来，岳麓书院的声望和影响日益扩大。全祖望补辑《宋元学案》时，另立《岳麓诸儒学案》，所列者是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湖湘士子，其中有张栻及其门下弟子33人。这些学者大多就学于岳麓，得南轩先生的“岳麓之教”，可以统称之为“岳麓诸儒”，这是一个学术主旨接近、并有一定规模的学者群体，他们在南宋的政治界、学术界均有一定的影响，标志着湖湘学派的扩展。
朱熹于乾道三年（1167年）讲学于岳麓书院以后，便开始在福建创建精舍讲学。乾道六年（1170年）他于福建建阳县创建寒泉精舍，五年后与理学家吕祖谦在此讨论、编撰《近思录》。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建武夷精舍；绍熙五年(1194年)他又在建阳创建竹林精舍，因学徒增多而不能容，故加以扩建并改名为沧州精舍。朱熹所以称它们为精舍而不称书院，显然同这种教育组织的制度化程度不高，而不及岳麓书院那样正规、完善有关。但是，朱熹虽不明称其为书院，而实际上却仍把它们如书院等同视之，有时甚至直接称之为书院。如《朱子文集》卷八六中有《沧州精舍告先圣文》，在这篇文章里，他不直接称之为“书院”，但是他又认为精舍和书院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朱子语类》卷九十载其所说：“新书院告成，明日欲祀先圣先师，古有释菜之礼。”此处所言“新书院”即是新扩建的沧州精舍。朱熹所主持的书院中影响最大者，则是白鹿洞书院。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知南康军，上任后注意调查白鹿洞书院遗迹的状况。次年书院初步恢复。朱熹主持洞务，聘请学录杨日新为堂长，并亲自到书院讲学，和学生们研讨学术。为了使书院能贯彻理学教育宗旨，他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并请另一位著名理学家陆九渊来书院讲学，陆讲“君子小人喻义利章**”这一内容，后来就编成了《白鹿洞书讲义》。朱熹兴建、讲学白鹿洞书院，使之和岳麓书院一样，成为闻名全国的理学基地。
乾淳年间，陆九渊也开始创办书院讲学。乾道八年(1172年)，陆九渊中进士后在家候职，其时他的“心学”思想正在形成，故在家乡建槐堂书屋讲学。淳熙十五年(1188年)，陆九渊49岁，思想已趋成熟。他在贵溪创建象山精舍讲学，学术和教育活动皆达到极盛。据其年谱记载：“郡县礼乐之士，时相谒访，喜闻期化，故四方学徒大集……先生居山五年，阅其簿，来见者逾数千人。”（宋元学案，卷七十一.岳麓诸儒学案.）可见在象山精舍从学陆九渊者人数之多。陆九渊讲学注重“发明本心”，其年谱载：
（陆九渊）首诲以收敛精神，涵养德性，虚心听讲，诸生皆俯首拱听，非徒讲经，每启发人之本心也。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动兴起。（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中华书局，1980：501.）
陆九渊终于以象山精舍为基地形成了自己的学派，象山精舍亦因此而成为闻名全国的理学基地。
与此同时，吕祖谦也在创办学院讲学。乾道五年(1169年)，他在严州书院任教授。在书院教学期间，他整顿书院，制定学规，从学者甚众。他创办、主教的书院中影响最大的还数丽泽书院。丽泽书院地处金华明招山，由吕祖谦与其弟吕祖俭创办和主持。吕祖谦主讲该书院后，为学生编了《丽泽讲义》。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就是专为书院讲学而作，如《东莱博议》，即是他“为诸生课试之作”。吕祖谦的学术思想有些方面接近张栻，即对当时各派采兼容并蓄的态度，并提倡致用之学。但他更注重史学，其学说被称为“中原文献之学”。正如全祖望所说：“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吕祖谦主讲丽泽书院，亦称盛一方，“四方之士争趋之”，后来终于形成了以丽泽书院为基地的婺学学派。
张栻、朱熹、陆九渊、吕祖谦是南宋四位著名的理学家，他们主持的岳麓、白鹿洞、象山、丽泽四所书院因此而成为“南宋四大书院”。全祖望说：“故厚斋（王应麟）谓岳麓、白鹿，以张宣公（栻）、朱子（熹）而盛；而东莱（吕祖谦）之丽泽、陆氏（九渊）之象山，并起齐名。四家之徒遍天下，则又南宋之四大书院也。”（鲒崎亭集外编，卷四十五.答张石痴征士问四大书院帖子.）北宋四大书院所以闻名，主要是由于它们办学时间早、规模大，并受到朝廷赐书赐额；而南宋四大书院所以称世，则是由于它们的学术影响大，教学卓有成果，是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并由此形成和发展了南宋著名的四大理学学派：湖湘学、闽学、婺学、江西学。
因此，“南宋四大书院”的出现既标志着中国书院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又标志着理学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书院，作为中国教育史上最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因而成为宋代以后的主要办学形式。理学，作为中国学术史上最具理论色彩的儒学，到此时也已经成熟、定型，完成了它的理论建构，宋代以后它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原载李学勤主编《中国学术史》，“宋元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