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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湖湘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周敦颐的地域性特质与普遍性价值均需要进一步诠释。当然，这种文化诠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建构一种统一其地域性与普遍性的湖湘文化。历经宋、元、明、清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一代代湖湘士大夫、乡绅的努力，他们努力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不断展开对周敦颐的文化诠释，最终建构了一种既有地域性、又有普遍性的湖湘文化。湖湘文化建构的完成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使周敦颐为代表的湖湘理学成为湖湘文化的核心文化。汉唐时期，湖南一直处于中原核心文化的边缘化地位，即所谓“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欧阳守道.赠了敬序.巽斋文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1183：56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故而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很低。这段时期内，尽管其他地域学术思想蓬勃发展，文化思想异彩纷呈，但是处于思想文化边缘地区的湖南，则无声无息。只是两宋以后，形势才发生了重大逆转。理学是宋明学术思想的主流思想与核心文化，这个向来“不为中原人文沾被”的地区一跃而成为“理学之邦”，是中国理学思潮形成、发展、集大成的几个重要省区之一，出现了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又形成南宋初期最盛的湖湘学派，还产生了理学总结者王夫之，晚清时期还有保持理学精神传统的湘军集团代表人物曾国藩等，有影响近代甚深的理学型教育家杨昌济等。可见，湖湘文化成为以湖湘理学为主流思想、核心文化的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的建构完成，是在湖湘学派胡宏、张栻等人经过不断地唤起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文化诠释，才能够逐步实现其文化建构目的。到了南宋后期，这一文化建构的任务已经初见成效。以后，历经元、明、清各代，理学思想一直占据着湖湘地域的主流思想、核心文化的主导地位，即使明清时期涌现各种思潮，但湖湘理学的主导地位一直在强化。如尽管清代乾嘉时期考据之学大盛，但独有湖湘之地仍然推崇理学，这正如清儒罗汝怀所说：“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其言字体意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各以程朱为宗。”（缘漪草堂文集，卷首.光绪九年刊本.）可见，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文化诠释，最终实现了湖湘理学在地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其二，表彰了湖湘文化对中华思想文化的演变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凸显了湖湘文化的普遍性价值，提升了湖湘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本来，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是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的一种新兴文化思潮，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儒家学说向更具文化综合、更有哲学思辨的理论层次发展。而历来对中国学术文化贡献较少的湖南地区，一跃而成为理学思潮的重镇，既产生了许多著名的理学家（包括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张栻、王夫之、曾国藩、罗泽南等，他们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奠基、建构、发展、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形成了影响全国的重要理学基地——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碧泉书院等。湖湘理学的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著名教育家、留学欧洲多年的杨昌济先生在湖南一师讲德育课时，仍然大量传授理学思想）（参阅**.讲堂录.**早期文稿.湖湘文库，甲编：380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525—551.）——地域文化的成就、地位与它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有关。以理学为核心文化的湖湘文化，在理学思潮形成、开拓、发展、总结、转型等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体现为中华学术文化发展、演进的标志性成就，他们的思想学术成为中华学术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宝藏。
其三，实现了湖湘地域文化的普遍性与地域性统一的文化建构目标。历史记忆、文化诠释的最终目标，均是为了实现当时及以后的文化建构。湖湘士大夫、乡绅们不断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是为了建构一种以区域性理学传统为核心文化的湖湘文化。同样，他们对濂溪学展开的湖湘地域性与中华普遍性的双重诠释，更是为了实现一种既有地域特色又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建构目标。当湖湘士大夫、乡绅们反复宣扬濂溪学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学术创新，特别崇敬周敦颐作为“道学宗主”的重要地位，异常强调周敦颐对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贡献，均是为了凸显湖湘文化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普遍意义。另一方面，湖湘士大夫、乡绅们也在反复宣扬濂溪学的湖湘地域文化特质，特别强调湖湘地域对濂溪学形成的历史条件，非常崇敬周敦颐作为湖湘之地“乡先生”、“湖南人特别独立之根性”的品质，则是为凸显湖湘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地域性”与独特性。
（原载《求索》201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