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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献学大师张舜微评价说：“抑先谦之学，家有根底，其精力所注，虽多为纂辑之业，然于学术源流，经说中矢，辨析至明。”（转引自张舜微.清人文集别录.）
再次，王先谦汉学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还与其中年督学汉学发源地江浙一带的经历有关。清代汉学肇源江苏，以苏州惠栋吴派为开山。“汉学”之谓始自惠栋再传弟子江藩。他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说：“盖易自王辅嗣、韩康伯之书行，二千余年，无人发明汉时师说，及东吴惠氏起而导其源，疏其流，于是三圣之易昌明于世。”（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中华书局，1983：137.）其后，江苏仪征阮元先后在浙江、广东创办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专勉经古实学，传播汉学，开清代汉学书院之风气。故江浙之间，自乾嘉以来，经师辈出，汉学之风大盛，并衍及光宣时期。王先谦督学江苏长达三年，后又赴浙江任乡试副主考，江浙汉学之风无疑会对他产生不小的影响。
二、 王先谦的汉学成就及其特点
王先谦一生基本上就是读书、做官、讲学、刻书、著书。他无论是在任学官还是主讲书院时都以“提倡经学为己任”。转引自叶德辉.郋园六十自叙.治学循乾嘉遗轨，趋重考证，上笺群经，下证国史，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在治经方面，他继阮元编《皇清经解》之后，汇刻了卷帙浩繁的《续皇清经解》1430卷，编刻了《南菁书院丛书》144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他还著有《尚书孔传参正》36卷、《诗三家义集疏》28卷，并撰写了《释名疏证补》，此书足以取代毕沅的《释名疏证》。（参见杨慎初，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社，1986：156—163.）在考史方面，他循乾嘉旧轨，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名作，有《汉书补注》100卷、《后汉书集解》120卷（这两部书至今仍为史学界所本）、《新旧唐书·合注》225卷、《元史拾补》10卷、《史记旁证》若干卷、《新修晋书》（未完稿）以及《日本源流考》22卷、《外国通鉴》33卷、《五洲地理志略》36卷，并汇编刊刻了《东华录》200卷、《东华续录》419卷。梅季.论王先谦的学术成就及学术思想，船山学报，1988（1）.其中《尚书孔传参正》、《汉书补注》、《日本源流考》和另一著作《荀子集解》被总督陈夔龙、巡抚岑春萱进呈朝廷，王先谦因此被赏内阁学士衔。
如前所述，在王先谦的时代，由于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思想学术界萌经世致用思潮很盛。近百年以来的汉学训诂已由盛而衰，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烦琐考证深感厌倦，力图从古代经籍史传中寻求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汉学研究也逐渐偏离了乾嘉时期原有的学术传承轨道。有学者注意到，“此时的经学研究呈现多途取向，由纯粹的经典考证，逐渐转向对人生理想的探索与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从而在学术界出现了一场由汉学家内部发起的汉学更新运动”。（陈居渊.论乾嘉汉学的更新运动，中国史研究，2002（4）.）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王先谦，他的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要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事实上，他的汉学风格也无不体现着这些变化与趋向，呈现出以下两个特征：
1� 求新务实，注重经世致用
跟许多汉学家一样，王先谦反对空疏，注重实事求是。他对当时许多学人务虚图名的做法是看不惯的，他说：“窃谓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薄宋，以汉学苦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学，能入所难，宜无病矣。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利。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虚受堂书札·复毕永年.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862—863.）王先谦自己治学则是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不好作偏激之论，不自以为是，不故作高深。如他在校《水经注》时提出：“夫水地之学，莫要于考古，而非亲历不为功。”（虚受堂文集·水经注要删正续编序.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