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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保存、传递,需要借助于文字、书籍。所以,儒家学者要依赖经学教育以传递其人文思想。
但是,经学教育的目的是在于人的生活,对儒家学者来说,在于“明人伦”。而许多读书人却常常忘记这一点,逐渐使得经学教育书本化、教条化,这必然引起儒家学者对回归人文传统的渴望。
汉唐经学教育对传播儒家人文文化是有贡献的,但是,汉唐经学又演变为一种繁琐的注疏、僵死的教条、远离人伦日用的知识,读书人沉溺于浩繁的章句训诂之中,逐渐背离儒家人文精神传统。两宋理学思潮的兴起,就是以复兴儒家人文精神为旗帜,体现在教育上,就是要恢复儒家人文教育传统。正如朱熹所说:“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话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中庸章句序》)他向往的“圣人之意”、“性命道德之归”,也就是他力图重振的儒家人文精神,他批评汉唐时的章句训话之学背离了这一传统。
明清也是如此。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本是为了复兴儒家人文精神,但它官学化后又逐渐演变为一种繁琐的理论、僵死的章句,一种脱离生活实际的僵死知识。当理学教育逐渐走向脱离生活的知识化途径时,明清思想家、教育家们对理学教育展开批判,要求回归儒学的人文传统,让教育和社会实际、个体实践保持密切联系,从而形成明清的实学教育。明清教育家倡导知识教育、道德教育均得与生活实践、社会功用保持密切的联系,强调“吾辈只向习行上做功夫,不可向言语、文字上着力。”(见《颜元集》)
儒学和儒家教育的发展,常常来自于其内在人文传统的动力。
(九)
儒家人文教育永远面向社会和人:即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儒家人文教育的长处在这里,同时,其弱点也在这里。
儒家所认同的社会秩序是一种礼治秩序,表现出君臣父子、尊卑长幼的等级差别。儒家教育的基本职能,就是要求人们认同、遵循其秩序。这就使得历代统治者认识到:礼教是一种比刑法更有效的维持社会秩序、国家稳定的工具。礼教能够“化民成俗”、“绝恶于未萌”,故能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因此,儒家人文教育往往会蜕变为**政治的统治工具。
一旦儒家人文教育蜕变为**政治的统治工具,那么,它就不再会关注个体完善、人格独立等具有人本主义精神的教育理念。儒家教育演变成纲常礼教的灌输、尊长顺上的训导,它必须满足主政者治世的需要。于是,儒家人文教育出现危机。
因此,儒家人文教育传统要能真正得到继承弘扬,它所维持的“人的社会”必须是由平等权利、独立人格的个体构成的社会;其所培养的“社会的人”才能真正是自我发展、完善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