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儒家教育的人文精神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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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明显，儒家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均可以在大司徒之职的规定中看到，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及儒学与司徒之职的渊源关系。

不仅如此，《周礼》中还有“师儒”的记载，进一步反映了“儒”与教育职官的关系。据《周礼·天官·大宰》中记载的“九两”，就有“师”和“儒”的官职规定，认为“师”是“以贤得民”者，而“儒”则是“以道得民”者。郑玄注云：“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周礼注疏，卷二.大宰.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0.）可见，《周礼》所说的“师”、“儒”均是西周时期从事教育的官职，“师”即相当于司徒之职中的“师氏”，“儒”即当于司徒之职的“保氏”，他们的教育职责略有不同：

师氏掌以媺王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周礼注疏，卷二.大宰.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48—349.）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周礼注疏，卷二.大宰.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52.）

也就是说，“师”、“儒”原来就是司徒之官中在各邦国、乡里从事教育的职业。他们所传授的“三德”、“三行”、“六艺”、“六仪”等，确实也正是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

由于近人考证《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故不太坚持以此为据说明儒的起源。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学者在整理西周青铜器铭文时，发现金文中的职官与《周礼》有许多相合之处，这就证明《周礼》一书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是我们考证儒家起源的重要依据。《周礼》一书中关于“司徒之职”的记载，确能揭示儒的本义与起源。由于儒家起源于西周时期被称为师儒的教职人员，这一点恰好反映出西周社会“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特点。到了西周王朝解体，政教既分，官师分离，孔子就是最早创立私学的教育家，他所创立的儒家学派继承了西周师儒之职中所行三德三行、六艺六仪之教的教育传统，儒家学派的成员亦可能大量与司徒之职有关。这就是刘歆在《七略》中所云儒家出于司徒之官的原因。

由此可见，儒家重视教育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儒家教育的基本理念与教学内容均可以在《周官》中师儒之职的记载中找到根据。师儒一方面是朝廷的官员，其政治职能就是“佐王安扰邦国”；另一方面则是西周的专门从事教育的人员，承担着“教万民”的教育职能。这种政教一体的思想，也是儒家教育的基本理念。儒者相信“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陈澔注.礼记，卷六.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98.）相信“教，政之本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23.）这些信念和师儒之职长期从事教化的政治—教育经验有关。同时，师儒之职既重视伦理道德的教化，又重视各种技艺的传授，也成为儒家教育的重要传统。儒家坚持以德为本、德智统一的教育原则，同样可以追溯到西周师儒之职的教育特点。至于师儒之职常讲的“三德”、“三行”、“六艺”等，更往往成为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

（二） 儒学的社会功能与教育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学是十分兴盛的显学，但它毕竟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派而已。尽管孔子、孟子等儒家大师均有经世之志，希望以仁道思想为指导而从事经邦济世的政治事业，但是当时并不能将儒家思想付诸实施，所以，儒学的社会功能并不十分明显。西汉以后，儒学的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使得儒学成为历代朝廷均要推崇的官学，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时，儒学的社会功能显得日益重要和突出，儒学不仅仅只是一种学术，而更是一种影响到其他诸如宗教、文艺、科技、教育等广泛领域的观念文化形态，同时也是一种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和家族制度。儒学已经成为古代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的思想意识，对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诸如帝王、官僚、吏员、武士、农民、商贾等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居上位的统治者或居下位的人民大众，无论是朝廷的维护者或反叛者，无论是君、父、夫或是臣、子、妇，他们均成为儒家思想意识的承担者和传播者，努力用这些思想去指导自己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家庭生活及其他生活的各个方面。

总之，儒学在古代中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社会作用，它成为支配、指导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及个人行为的主导思想文化。儒学为什么能够发挥这么大的历史作用呢？它是如何完成这些社会功能的呢？

这当然和那些掌握、传播儒学的儒士密切相关。儒士是什么人呢？首先应是儒学的掌握者。不管他是在朝廷做官，成为显达的朝廷要员；还是身穿布衣的乡野村夫，如果他不仅仅是能对儒家文化身体力行，而且还能对儒学的知识体系有系统的掌握，那么，他就是一个儒士。也就是说，儒士应该能够饱读儒家经典，对儒学有一定程度的思考和研究，对儒家的道德义理有内在的体认和践履。

儒士不仅具有“学”，而且从事“教”，承担着文化传播的职能，将儒学化为一种支配、指导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及个人行为的主导思想文化。儒士们历来将“教”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毕生志向。儒士们正是通过“教”，将儒学从一种学术形态转变为一种对国家、社会、家庭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产生深刻影响的主导思想、观念文化、社会习俗和文化心理。所以说，儒士们既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承担者，也是古代教育的实施者。儒学所以能够在古代社会产生那么大的作用，离不开儒士所充当的“师”的角色。

儒士的教育活动可分为宫廷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其教育对象分别是君主和太子、士子、广大百姓。儒士们通过对这些不同的对象展开教育，从而实现着儒学的社会功能。现分而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