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历代王朝大多倡导儒家“明人伦”的教育宗旨，并将其作为建国、治国的指导思想，这是儒家教育宗旨得以确立的重要体现。从汉武帝开始到清代末年的两千多年时间内，崇儒重教成为历朝的基本国策，这种基本国策的制定，即是根据“明人伦”的教育宗旨。董仲舒给汉武帝的建议，强调“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2006：2503.）。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推崇儒学，发展教育，确立了儒家“明人伦”的教育宗旨，充分发展“礼乐教化之功”。这样，儒家“明人伦”的教育宗旨，遂成为西汉关于治国的指导思想，并对以后历代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后代的王朝、君主在开国之初及守业之时，总是将儒家人伦教育作为不可一时或失的基本国策，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言：“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吴兢.贞观政要，卷六.慎所好.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95.）李世民所以将“尧舜之道、周孔之教”看得如此重要，是因为周孔之教是与“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等人伦秩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发展了儒家的周孔之教，同时也就维护了国家的政治社会秩序。
当初儒家学者倡导“明人伦”的教育宗旨，是由于对社会人伦失序的忧患，希望发展教育以重建社会理想。到了西汉以后，儒家教育宗旨由一个学派的学术主张，演变为支配国家社会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其思想特征、作用范围、历史影响等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三、 儒家“明人伦”教育宗旨的实施
中国古代教育主要包括三大组成部分，那就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儒家“明人伦”的教育宗旨确立后，也是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这三个方面得以实施的。现从这三个方面分别作一论述。
（一） 学校教育
中国古代也有自己“政教合一”的传统，但不是西方那种政治和宗教的合一，而是政治与教育的合一。古人常说的“教，政之本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23.）、“学即其政，政即其学”（唐甄.潜书，上.有为.中华书局，1963：50.）都是对中国“政教合一”传统的表述。教育所以能够成为政治的根本，是因为它能够向人们灌输人伦道德观念，最终达到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的目的。所以，历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教育，尤其是重视学校教育，学校遂成为一切读书人接受儒家道德观念的重要途径。
西汉儒学开始逐渐取得独尊的社会地位，演变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学校教育也奉行“独尊儒术”的方针，将渗透着宗法伦理的儒家经典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这时无论是中央的太学，还是地方的学校，都是通过学习儒家经义而接受忠孝仁义的道德观念。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风俗美也。”（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2006：2503.）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教化行而风俗美”的目的。所以，西汉时期不仅开始专立《五经》博士，使儒家经学取得独尊的地位，而且通过对《春秋》诸经的阐发，宣扬三纲五常等伦理学说。为了适应家国同构的宗法政治的需要，汉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在学校中以《孝经》为教学内容，因《孝经》提出的“移孝作忠”、“忠孝本一”的观点，最能适应这种宗法政治的需要。因此，汉代的儒家学者托名孔子、曾子的《孝经》，很快成为当时学校的重要教材。自汉文帝就开始置《孝经》博士，以后《孝经》逐步成为学校的必读教材，《后汉书·范升传》载：“九岁通《论语》、《孝经》。”《东观·汉记》载：顺帝“始入小学，诵《孝经》章句”。汉平帝时，令地方官学的庠、序置《孝经》经师一人。可见，由于《孝经》充分体现了宗法政治伦理的内容，深受朝廷的重视，故而成为西汉学校的必读教材。
西汉以后的两千多年里，儒学一直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居于独尊的地位，各级学校均通过研究、学习儒家经典，从其中接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观念。如唐高祖初定天下，即“颇好儒臣”，设立儒学，建周公孔子庙。唐代中央官学的主体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等，专修儒经，包括《礼记》、《春秋》三传、《诗经》、《周礼》、《仪礼》、《论语》等。即使是关于医学、天文学等专科学校，也得以儒经为必修课。至于各地方官学，其大部分也是专修儒经。唐太宗还命颜师古考订《五经》，将其颁行至全国各级学校；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作为学校教材和科举取仕的标准答案。儒家学说所以和社会秩序息息相关，就在于它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文化为主体内容，正如李渊所说：“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王溥.唐会要，卷四七.议释教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979.）为了更好地向人们灌输人伦道德观念，唐代统治者尤为重视《孝经》，号召读书人和学校认真学习《孝经》，唐玄宗在《孝经序》中说：“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事实上，唐代统治者都非常清楚忠、孝之间的关系，他们所标榜的儒术、经义、德治、文教，最终都是为了传播、灌输人伦道德，要人民自觉维护社会人伦秩序。
宋明以后，理学思潮大兴。理学家们比汉唐诸儒更加注重对儒经中忠孝仁义等道德义理的阐发，并且把它们提高到天理的高度。所以，理学很快受到重视，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亦成为学校教学的基本内容。理学家朱熹所撰的《四书集注》等以理学观点阐发儒家道德义理的著作，能够成为学校的统一教材。明统治者更重视程朱理学，由朝廷主持编纂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基本上都以程朱理学的观点为标准和内容，其原由也是如明成祖在这三部《大全》的御制序中所说：“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由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以绍先王之统，以成熙雍之治。”清康熙帝命大学士熊赐履、李光地等理学大臣编《朱子全书》六十六卷，他亲自为之作序，认为：“至于朱夫子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释《大学》则有次第，由致知而平天下，自明德而止于至善，无不开发后人，而教来者也。”他还在《资治通鉴纲目全书序》中说：“紫阳朱子特起，而振举三纲。”由此可见，统治者们尊孔孟、崇程朱，将各级学校的教学内容规定为程朱所注的《四书》、《五经》，完全是为了维护社会人伦秩序的需要。孔孟、程朱所宣扬的伦理道德，完全成为各级学校教学的基本内容。清学者即认为：“学校之与吏治相辅者，以其正人心、息邪说而柔悍俗也。……然则孝悌兴乎庠序，达乎州巷，行乎道路；其士君子入事父兄，出事公卿；其庶氓明贵贱，顺少长，辨等威，尊尊亲亲，反是者以为愧耻，吏治有不成焉者乎？”（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九.吏政二·吏论下.）显然，学校大力宣扬、传播孔孟、程朱的儒家思想，正是为了向学子们灌输忠孝仁义等道德观念，使他们成为人伦社会秩序的自觉维护者。
（二） 社会教育
各种典籍所论的教育，有很大一部分是指社会教育。如《礼记·学记》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里所谓的“学”、“教学”，也包括了社会教育的意义。古代统治者为什么如此重视社会教育，甚至将其视为政治统治的根本、管理国家的急务？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社会教育具有重要的“明人伦”的道德教育功能。通过社会教育，能够使全体人民接受以忠孝仁爱为核心的伦理观念，最终达到“长治久安”。所以，古代的社会教育也主要是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在历史上被称为“德教”、“礼教”、“名教”、“教化”等。社会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化民成俗”。所谓“化民”，就是要根据儒家伦理去教化人民，达到用这种伦理文化而“一民心”的结果；所谓“成俗”，就是将这些道德化为一种日常的风气和习俗，实现用儒家道德而“齐风俗”，只有这样，才可达到“俗齐则和，心一则固，人于是乎可使也”（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六十二.号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453.）的目的。
社会教育的目的是“化民成俗”，向人民传播和灌输儒家伦理文化。所以，古代统治者在论述“化民成俗”的社会教育时，往往是从礼教入手，要求人们自觉服从礼教所规定的秩序。《周礼》曾列举过社会教化的内容，共有十二项之多，它们被认为是西周的社会教育内容，其实也代表了儒家的教育观念：
(1) 以祀礼（指祭祀之礼）教敬则民不苟；
(2) 以阳礼（指乡饮酒礼）教让则民不争；
(3) 以阴礼（指婚姻之礼）教亲则民不怨；
(4) 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
(5) 以仪辨等则民不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