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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倡导人性本善的是孔子和孟子。孔子没有提出系统的人性论思想,他明确提出人性问题的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性相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他认为,人的本性是相近的,造成后天差异的是“习”。这个相近的“性”是善的,抑或是恶的?从孔子其他言论的推断,他显然是性善论者,正如人们时常肯定的那样,孔子在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礼”的外在社会规范化为主体内在心理欲求的“仁”,他肯定作为个体感性存在的人具有一种内在的道德能动性。所以孔子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作为道德的“仁”,不是某种神的权威,也不是社会的某种外在规定,而是源于道德主体,它和道德主体的感性心理一体而不分,是一种“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论语·阳货.)的情感感受和心理欲求。这种情感感受和心理欲求——“仁”,即是人的本性。显然,孔子肯定了人本性为善这一命题。
把孔子人性说作进一步阐发,并明确提出性善论的是孟子。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的社会政治道德是人所固有的,根源于“人心”。也就是说,由于人的经验心理中有一种道德感,即所谓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正是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才产生了作为普遍的道德原则的仁义礼智。他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然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
他以见孺子将入于井这样一个十分典型的事例,证明人普遍具有的一种趋善的心理,即“不学而能”的良能、“不虑而知”的良知。在这里,重要的不是他指出了人普遍具有“不忍人之心”这样一个事实,而是他自认为发现了道德之善的根源。在孟子看来,善不是某种上帝的意志,而是萌芽于个体心灵之中,他称之为“端”,每个人只要自觉地“扩充”这个道德心理之“端”,就可以从中引出仁义礼智的道德原则。他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始然(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先秦以后,尽管思想家们又提出了种种不同的人性学说,但孔孟的性善论一直占统治地位。在后来的不同人性理论中,主要是对性善论作出一些修改、补充、完善,而肯定人性本善,则是“一以贯之”的。
董仲舒是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大儒。董仲舒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肯定人天生之性中具有一种“善质”,所谓“善质”,就是肯定人具有趋善的潜在可能性,他说:
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深察名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61.)
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玉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2.)
肯定人性中有“善质”,这和孟子所说的人心中有“善端”十分接近。董仲舒的人性论又有一个独特之处,即提出了“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成“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宵之性”。“圣人之性”不教而天生能善,“斗宵之性”教而不能善,“中民之性”可善可恶,须教而后能善。董仲舒说:“天下无患,然后性可善。性可善,然后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后王道举,礼乐兴,其心在此矣。”(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五.盟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32.)汉唐之时,“性三品”的理论颇为流行,如汉代的王充、荀悦,唐代的韩愈,皆主“性三品”论。
两宋以后,以复兴儒学为旗帜的宋明理学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意识形态方面占据了统治地位。理学家们提出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个范畴,从而使传统的人性论更加完善、严密、精深。但是,不管他们在理论的思辨方面下了多么大的功夫,性本善一直是理学家建构人性论的核心命题。理学家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并不像许多人误解的那样,是一种既肯定性善又承认性恶的“性二元论”。实际上,“天命之性”是一个抽象的人性概念,“气质之性”是一个具体的人性概念,正像抽象的“天命之性”只能存在具体的“气质之性”之中。朱熹说得很清楚:
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朱子语类,卷四.性理一.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96.)
气质之性,只是此性堕在气质之中,故随气质而自为一性。(朱熹.朱子文集,卷七.答徐子融.商务印书馆,1937:287.)
他所以要在逻辑上把“天命之性”从具体的“气质之性”中抽象出来,正是为了确立性善的普遍性原则。他肯定,“性”(天命之性)即是指伦理原则规范的“理”,既然仁义礼智的道德规范皆是人生而有之的本性,人性本善就是他们的必然结论。但是,程朱等理学家的性善论和孟子一样,是指人性中皆有一种趋善的潜在可能性。因为“天命之性”是抽象的,那么它的善良本性也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问题是至善的“天命之性”只能存在于充满感**望的“气质”之中,“气质”即有可能使人趋善,又有可能使人趋恶。所以,朱熹肯定性是善的,但性在气质上之中则可善可恶了,他说:
性命形而上者也,气则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浑然,无有不善;形而下者,则纷纭杂揉,善恶有所分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明道论性书.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3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