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儒家人文教育的培养目标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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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道德理性的培养

主体性人格是建立在道德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儒家教育向来重视道德理性的培养。道德理性的获得，首先是和“穷理”、“致知”的知识学习分不开的。所以，儒家教育从来是将读书明理、格物致知作为主要方面。朱熹是这种道德理性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要求学者通过格物穷理的途径，将外在的万理与内在的心知结合起来，他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中华书局，1983：6—7.）这里的天下之理主要是儒家倡导的伦理规范、知识体系，而人心之知也是儒家教育所要培养的道德理性。一切士君子如果具有了这种道德理性，就能够自觉承担仁道的价值，成为一个具有伦理主体精神的自由人格。

道德理性不仅依赖于外在知识的学习，同样离不开内在的自我体认。儒学执守人性本善的信念，就是要求学者能够自我体认内心的善良本性，扩充、弘扬自我的主体道德精神。他们往往将“穷理”、“致知”看成是自我体认的过程。为了达到客体的“理”与主体的“心”合一，许多教育家强调“穷理”主要是一种自我体认的过程，他们认为：“读书当因其言，以求其所言之实理于吾身心可也，不然，则滞于言语而不能有以自觉矣。”（薛瑄.读书录，卷二.）“读圣贤书，于凡切要之言皆体贴到自己身心上，必欲实得而力践乃有益，不然，书自书，我自我，虽尽读圣贤书终无益也！”（薛瑄.读书续录，卷十一.）古代教育家们反复强调学者应“自得”、“体认”，正是为了使那些外在义务化为自我的内在信念，最终使这种外在的义理与自我的个体存在融为一体，这才是儒家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正如理学家们所认为的：

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合内外之道也。（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3册.河南程式遗书，卷十八.中华书局，1981：193.）

大而化，则己与理一，一则无己。（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3册.河南程式遗书，卷十八.中华书局，1981：143.）

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穷得理；不能穷得理，不能尽得心。（朱子语类，卷九.论知行.朱熹撰.朱子全书，第14册：306.）

通过道德教育、道德修养，就可以消除外在规范与内在精神的对立和冲突，从而达到一种“物我一理”、“己与理一”、“心包万理”的精神境界。在这一境界中，自我存在、自我良知就是那作为绝对义务、永恒法则的“理”。这种被称为“物我一理”的“合内外之道”，真正是达到了将外在伦理规范化为内在的精神追求、意志选择。

（三） 艺术熏陶

艺术总是和个人的情感、趣味、愉悦联系在一起的。艺术教育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还包括非常重要的社会伦理内容。所以，以艺术作为道德教化的手段，它可作用于人的内在性情，使人自觉地接受其引导，故而历来受到儒家的重视。

在各种艺术形式中，乐是首先受到重视的。所谓“乐以治心”，实际上是道德教化的作用。《乐记》明确提出，乐是“先王”进行道德教化的重要手段：“乐也者，圣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这里肯定，乐具有感人至深的特点，它在进行移风易俗、道德教化的过程中，有着特殊的功效，因而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西汉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十分强调乐的教化作用：

……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做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之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2006：2499.）

董仲舒大谈先王利用乐以教化万民，达到“变民风、化民俗”的长远政治效果，就是要建议汉武帝继承先王之绪，继续以乐建立教化之功。

除乐之外，诗的教化效能亦不可忽视，古人向有“《诗》教”之说。《礼记·经解》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教”即是一种艺术教育，它在培养人的温柔敦厚的性情、品德方面，有十分明显的功效。《毛诗正义·毛诗序》载：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于乡人焉，用之于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