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儒家经学教育及其人文内涵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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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印度、古希腊、古希伯莱的经典相比，儒家经典一个最为鲜明的特色就是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儒家经典不是神话故事，也不是宗教教义，而是一种包含着浓厚的人文观念和历史意识的典籍。在这些典籍中，客观地记载了上古时期的政治活动、社会生活，并通过这些记载具体、真实可靠、脉络清晰的历史文献和文化典籍，表达出以人为本的文化价值观念，并体现在政治经验、伦理原则、教育思想、艺术精神等各个方面。

儒经的人文精神，首先体现在儒经所建立的人本价值观念方面。《礼记·中庸》强调人与道的统一关系，认为“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就明确显示了儒学的人文精神。《周易》向来被认为是阐发天道的经典，诚如后人所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同时还兼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算术等，然而其核心，则是要探索能作为“人道”的法则，同样是一种人本价值观。当然，《周易》的作者认为儒家倡导的人文法则是来之于天道自然，《周易·系辞下》云：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包牺氏作八卦，是为了建立人文的法则，然而，这一法则是来之于天道，是对天地自然观察、模仿的结果。因此，一切人文法则，均是天道自然的呈现，《周易·象传》在谈到乾卦、坤卦时说：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显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文法则并不是人为立法而建立的，而是人通过对天道的观察、仿效而确立的。《周易》这样说并非是崇扬“天”而贬低“人”，相反，而是为了将人道上升为天道，确立人文法则的宇宙普遍意义。因为《周易》之作，本就起因于圣人对人类社会的忧患意识，“《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周易·系辞传下.郭彧.周易.中华书局，2010：319.）所以，从《易经》到《易传》，它含有大量的关于政治、社会、家庭、人生的人文价值法则，贯彻这些法则被认为是为了实现天道，所谓“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周易·说卦传.郭彧.周易.中华书局，2010：322.）可见，《周易》是一种以人为本位的“天人合一”观，故而仍是一种人本价值系统。至于《尚书》、《春秋》、“三礼”等儒经，则完全是以社会历史、伦理政治为基点而阐发出一系列人本价值的观念，表现出鲜明的人文精神。它们强调人在宇宙中的核心地位，提出“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朱彬.礼记训纂，上.中华书局，1995：348.）、“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礼运.朱彬.礼记训纂，上.中华书局，1995：345.）。它们相信人的力量，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四册.中华书局，1981：1395.）、“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252—253.）。它们提出以德配天的人文法则，这样，孝、德等伦理道德的人文法则便上升为天道原则，体现出儒家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儒家和道家的重要区别在于：道家是从天道（自然）中引申出人道法则，而儒家则是将人道上升为天道法则。儒家的这种价值取向、价值观念均来之于儒家经典，体现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的人文精神。

儒家经典的人文精神，主要还是集中在它所包含、概括的伦理思想、道德规范体系。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而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又是以儒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儒家所宣扬的所有伦理观念、道德规范体系，均可以从《五经》或《十三经》及《四书》中找到它们的原型或出处。从忠、孝、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体系，到德治、仁政及义利之辨等伦理观念，均是来之于儒家经典中。在孔子以前的《六经》之中，就包含着丰富的忠、孝、仁、礼、德等道德观念。孔子在整理这些历史典籍、从事思想教育时，建立了一个以仁道为核心，包括孝、悌、忠、信、义、勇、礼、中庸等道德观念在内的伦理学说和规范体系。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伦理思想，进一步将这些思想学说、规范体系系统化、条理化，提出了“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的主要道德观念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主要伦常关系及道德规范。从《五经》到《四书》，这些儒家经典完备地记载了中国古代主要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成为指导古代中国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家庭伦常关系以及人生道路的基本准则。经学之所以会成为一门延续两千多年的主流学术，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儒经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整套伦理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系统。经学研究的任务，就是阐发这套伦理价值体系，经学教育的目的，就是传授这套伦理价值体系。

同上述观念相关的是，儒家经典的人文精神，还体现在其强烈的人世倾向和经世愿望上。孔子本人就对“天下无道”的现世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整理《六经》，以经术培养人才，就是因为他相信《六经》能够达到治事的目的。如他传授《诗》经，其意即在此，他告诉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连《诗》教都是为了“授之以政”、“使于四方”的经世目的，更不用说《尚书》、《春秋》、《礼经》等专门关于政治的典籍了。如司马迁论述《春秋》的经世倾向时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中华书局，1999：2491—2492.）所以，儒家及他们所推崇的经典，均表现出很强的经世倾向，《汉书·艺文志》在总结先秦诸子百家时就表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也。”西汉以后，形成了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即经学，然通经的目的则在于经世致用。无论西汉的经学，还是宋明的理学，均表现出通经致用的愿望。如重视以义理解经的理学派二程，即强调这种精神：“穷经，将以致用也。……今世之号为穷经者，果能达于政事专对之间乎？”（河南程氏遗书，卷四.二程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71.）至于明清实学思潮中出现的一大批经学家、教育家，更是以经世致用作为通经的根本目的。

总之，儒家经典所主要概括的价值观念，最后均可以归结为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价值体系——道。经学教育所以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据主体地位，即在于儒经是载道之文，而此“道”又是中华文化的价值核心。

三、 经学的知识系统

经学是历代训解、阐发儒学经书的学问。在中国古文化中，经学是一门居于最重要地位的学术，经学教育也是一门占主体地位的学科。在两千多年的经学研究、传授的历史中，它集中了中国古代众多儒家学者的聪敏才智，奠定了中国古代对于宇宙起源、社会历史、典章制度、宗教巫术、日用伦常的知识系统。

经学本身是包括多种不同学科知识在内的综合性知识系统，但显然是以人文知识为主体。具体而言，它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的人文学科的知识学问。经学的人文价值系统，总是要通过这四个不同学科的知识系统而体现出来。

（一） 哲学知识

经学教育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提供一整套对宇宙天地、社会历史和人生观在内的总体解释，能够使受教育者形成儒家所要求的世界观，给人提供一套能够实现“尽性至命”、“家国天下”以及“及于鬼神山川咸得其所”的知识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