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儒家经学教育及其人文内涵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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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学经典中，最能提供哲学知识的当属《周易》，因为《周易》是一部真正的古典哲学著作。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在解释《周易》的宗旨时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周易·系辞传上.郭彧.周易.中华书局，2010：297.）《周易》给人们提供的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朱熹所指出的两点：“流行”和“对待”。《周易》将浩浩世界看成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流行”过程；同时将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性质、变化归之于阴阳的“对待”，这基本上成为古代中国学人认识解释天地万物的思维模式。其他诸经也能提供哲学知识、思维方式的教育和启发，这些经典论述了天道观、天人观、人性论及形神、鬼神等哲学问题。由于这些哲学知识、思维方式来之于儒家经典，故而深刻地影响、支配着中国思想界和人们的哲学观。在《尚书》中，有金木水火土的世界构成元素的思想（尚书·洪范.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6：296—297.），有“人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的观念。在《诗经》中，有“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周振甫.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02：395.）的天命观念，有“天生丞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大雅·丞民.周振甫.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02：475.）的人性思想。在《春秋》中，有“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四册.中华书局，1981：1395.）的人本思想，有“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四册.中华书局，1981：1519—1520.）的变易观念，有“国之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252—253.）的鬼神观。在“三礼”中，其哲学思想更为丰富。如《礼记·中庸》中，就有诸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性命观，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的中庸天道观。在《论语》中，有“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的天命观；在《孟子》中有“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等天人观念。它们均是儒学中十分重要的哲学思想，并构成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

（二） 治道与治术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偏重于如何治理国家的“治道”和“治术”，经学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向学生传授关于治理国家的知识与技能，即所谓的“治道”与“治术”。历代许多儒家学者在研究、传授经学时，都认为经学是古代圣贤保存他们的治道、治术的遗文，后人学习它们，其目的即在于“通经致用”。今文学派大师董仲舒说：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故人主大节则知暗，大博则业厌。（春秋繁露·玉杯.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35—37.）

既然儒家六经只是古代的圣贤君子提供给后世当政者治理天下的知识和技能，那么“通经以致用”就应该成为经学教育的一种要求。诚如清代学者皮锡瑞所叙的汉代经学教育的状况：“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诀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90.）以后通经致用往往成为经学研究和教育的一项原则。

所以，学者总是把经典作为关于治道、治术的教材，因为经典中确实包括大量治国的知识与方法。《尚书》是西周以前的重要政治文献，往往被儒家学者视为能提供“先王”治国方法的经典，司马迁称：“《书》祀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99：2492.）各代帝王将相以《尚书》作为教材，经常阅读和引用，以寻求治国的原则和方法。《春秋》虽是一部鲁国编年史的史籍，但那些研治、传授《春秋》的学者则认为：“《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宋史·胡安国传.宋史.中华书局，1977：12913.）《春秋》之所以成为“经世大典”，是因为它包含着许多治国的原则和方法，正如南宋时专门在朝廷或民间传授《春秋》的胡安国所说：“百王之法度，万世之绳准，皆在此书。故君子以谓《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胡安国.春秋传·序.）《周易》被认为是一部关于“形而上之道”的哲学著作，但是《易大传》的作者肯定治国者能将这一“道”化为治国的原则和方略，他们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周易·系辞传上.郭彧.周易.中华书局，2010：298.）《礼》也是一部关于政治知识及技能的重要教材，因为儒家推崇“礼治”，礼成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原则和手段。《礼记·礼运》称：“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正安君也。”所以，三礼所记载的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财政等有关政治的制度和治术，均为后代统治者、士大夫所效法。

把儒家经典视为治理国家的知识和方法，以之传授给后来的治国者和士大夫，这种主张一直延续到清末。清末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说：“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删定《六经》，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后之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所谓‘循之则治，违之则乱。’”

（三） 历史知识

许多儒家学者认为，儒经不过是先秦的历史文献而已，经学教育的重要目的，只是向后人传授历史知识。当然，儒家本来就有重视历史知识、尊崇历史文献的传统，孔子整理了先代的文献典籍，并声称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后来，经学教育取得统治地位以后，传授历史知识同样是经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儒家经典中，《尚书》和《春秋》当属两部最重要的历史教材。《尚书》是虞、夏、商、周的历史文献，反映出这段历史时期的史实和变迁。对上古历史的研究和教学，主要是依据这些历史文献资料。而《春秋》及其“三传”，则是鲁国的编年史，它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所以，后代学者均将《尚书》、《春秋》等作为重要的史籍来学习和研究。《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春秋》记事，《尚书》记言，分别反映了它们作为历史典籍的形式特点。其他一些经典也和历史知识教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如《周礼》被儒家学者视为西周的史实记载，尤其是记载了西周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及其他社会制度方面的历史知识，被作为了解西周历史的典籍来看。另外《仪礼》、《礼记》也被作为先秦的历史典籍来学习。

由于儒家典籍被认为是“先王”的政教典章，均是重要的历史文献，故而一些经学家主张“《六经》皆史”，经学教育的目的则是传授历史知识。此正如章学诚所说：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诗》、《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易》以道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曰：闻诸夫子之音矣：“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未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与神物，以前民用”，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文史通义·易教.文史通义校注，上册.中华书局，1985：1.）

在章学诚眼中，不仅像《诗》、《书》、《礼》、《乐》、《春秋》被认为是史学典籍，就连专门论述阴阳之道的《周易》也是和“政教典章”密不可分的，故而也被作为史学教科书。

（四） 语言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