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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是中国古代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经学教育与语言文字的教学本来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点，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教学。孔子提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阳货.）、“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朱彬.礼记训纂，下册.中华书局，1995：736.），即是将学习经典与学习语言文字结合起来。到了儒家经学占统治地位的西汉，由于研究和传授经学的需要，不仅各治专经的经师必须能够解释本经中的语言文字，而且还出现了专门研究、传授文字学的专著。古文经学大师许慎根据古文经、《周礼》及其他资料，编成了中国古文字学的重要经典——《说文解字》。另外，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文字学著作《尔雅》则增加了《释诂》、《释言》、《释训》等篇。文字训诂所以这样重要，诚如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说：“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故而这两部书均成为经师们传习儒家经典的重要工具，《尔雅》一书在后来也成为儒家经典之一。
语言文字教学是经学教育的重要任务。因为语文知识是学者们获得“道”的价值系统的根本途径。历代传授儒家经典者，不论哪一派，均需首先解决文字训诂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儒家经典中的“圣人之道”。正如清代学者戴震所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戴东原集，卷十.古经解钩沉序.丛书集成本戴东原集，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29：36.）阮元亦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研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丛书集成本研经室集，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36：32.）汉代古文经学派、清代乾嘉学派尤其重视对儒经的文字训诂，他们在经学研究和教学中取得了大量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并特别重视关于文字训诂的基础训练。
四、 经学变革的人文因素
汉代以后，经学教育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但由于各个时期、各个经学家所依据的经典不同，治经的目的和方法不同，故而形成不同的经学流派，体现出不同的教育特点。周予同曾将经学分为三大派，即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宋学。他说：“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学，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是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经学历史·序.周予同.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1.）周予同所说的经学三大派，也是经学教育的三大流派，他们在经学研究方面有不同的偏重，故而在教育方面体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是，它们均体现出了儒家重视人文教育的基本特征。
今文经学始于西汉初，因为此派所依据的经典是战国、春秋以来儒家学者师生父子之间通过口头传授、并用汉代流行的隶书文字书于竹帛而成，故称“今文经学”。今文经学鲜明地体现出儒家重社会功利的人文精神。西汉董仲舒是今文经学的开创者，东汉何休为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在经学的研究、教育方面，今文学派主张《六经》由孔子手定，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所托，《六经》记叙了儒家先圣治国理政的原则和方法。因此，研究、学习儒家经典的任务，就是要从《六经》中领会出“微言大义”，寻求治国安邦的“治道”和“治术”，为现实政治、社会管理服务。董仲舒把经学教育看成是帝王“南面而治天下”的治术，他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学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颜师古注.汉书，第八册.中华书局，1964：2523.）董仲舒的今文经学，主要是关于国家政治的“《春秋》大一统”、“三统说”、“王道之三纲”以及“人副天数”之类的原则。由于今文学派以儒经作为治国安邦的政治原则与方法，以至于汉代朝廷总是以儒经为标准来建立政治制度和指导政治活动。上自朝廷之封禅、巡狩、神祀、宗庙，下至社会的冠、婚、吉、凶等仪节，都必须以经典所记载者为准。甚至各级官员断案也得以经典为准，即所谓“以《春秋》决狱”，经书成为司法断案的依据。董仲舒本人即以《公羊春秋》为依据断决疑案，为传授他的“决狱”经验，当时还编有《公羊董仲舒治狱》16篇，并载有232个案例。总之，今文经学充满了鲜明的服务现实、经世致用的精神。
古文经学始于西汉末，盛于东汉。因为他们所依据的经典是用秦以前的“古籀文字”写成的，故名古文经学。由于今文经学过于强调社会功利，为了依附现实政治，他们大肆宣扬“微言大义”而任意曲解经典，尤其是大讲荒诞不经的谶纬迷信，和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理性精神背道而驰，从而激起一些儒家学者的不满。古文经学在研究传授经学时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他们认为孔子是史学家，孔子遵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信条而整理的古代史料即是《六经》。古文学派偏重对古文经的考据训诂，提倡“实事求是”的务实风格，继承和发展了儒家重理性的人文精神。他们认为《六经》均是上古留下来的史料，而要能够正确地理解经义，则应该重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和教学。所以，古文经学派在教育方面的特点就是，注重对学生传授历史知识和语言文字知识，坚持对儒家经典的理性态度和求实精神，古文学派将儒家经典视为上古的历史文献，强调要忠实、客观地理解经典，以传授真实的历史知识，反对任意曲解经典，斥责今文学派宣扬的“谶纬之学”，这对经学教育倡导理性主义的人文精神产生了积极作用。古文学派也非常重视语言文字知识的教学，他们为了准确地理解、讲授儒经，对文字、音韵、训诂均作了深入的研究。西汉末年的刘歆是古文经学的开创人物，他在《七略》中提出了“六书”是汉字造字的根本法则；扬雄著有《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汉语方言学创始的专著；许慎的《说文解字》则是研究、传授汉字的系统专著。由于古文经学的教学重视历史知识和语言文字知识的传授，故而在历史学、文字学方面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也培养了大量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字学家。
宋学又称理学、道学，是一种不同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的学派。理学家们认为汉唐诸儒的荒诞和繁琐皆远离儒家以道德义理为根本宗旨的人文精神，他们倡导一种新的经学观念，以求恢复和发展儒家重视人伦的人文精神。他们一反汉唐诸儒的训诂义疏传统，抛开传注，而直接从经典中寻求、发挥义理。理学家继承、发展了儒家思孟学派讲心性之学和《周易》的义理之学的传统，同时吸收了一些佛教、道教的理论，建立起一套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兼收佛道两教的宇宙本体论的思想体系。所以，理学教育的特点是偏重于道德义理及其哲学思想的传授，他们还将这套义理之学归之“孔孟之意”、儒家经典。南宋理学家张栻说：“惟先生（指周敦颐）崛起于千载之后，独得微旨于残编断简之中，推本太极，以及乎阴阳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孔孟之意，于以复明。”（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丛书集成本张南轩先生文集，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36：74—75.）这里所谓的“独得微旨于残编断简之中”，正是宋明理学家理解、传授儒家经典的一种方式，即注重对儒经的道德义理的理解和发挥。为了研究、传授哲学思想，一方面他们特别推崇具有深厚哲学义理的《周易》，另一方面，他们还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来，和《论语》、《孟子》一道合称为《四书》，作为传授儒家义理之学的最重要经典。这一切，他们均是在复兴儒学人文精神、阐发经典义理的旗帜下进行的。
从汉唐到宋明，中国经学思潮、经学教育流派先后出现了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宋学三个主要流派。在一段时期内，总有某个经学流派在学术界、教育界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主导的经学流派，从而使经学发展史呈现出一种思潮更迭、学派相继的变化局面。造成这种学术思潮、教育思潮更替的原因是什么？显然，这种动因就来源于儒学内在的人文精神。儒学是一种关怀现世、注重经世的人文之学，儒学源起于对现实社会的忧患，执着于重建理想人文秩序的信念，并竭力将学术思想、文化教育与人伦秩序、生活日用结合起来。所以，那些真正具有仁者胸怀和人文信念的儒者总是密切关注学术教育与现实社会的密切联系，坚持儒学的实用理性和人文关怀，从而推动着经学思潮的变革和发展。西汉今文经学的确立，就和董仲舒等今文学家力求将经学与现世政治、经世致用结合起来的社会关怀有关。同样，古文经学的兴起和发展，是由于一些儒家学者不满于今文经学因依附皇权而变得荒诞不经，重新倡导儒家的务实求真的理性精神以及以史为鉴的学术传统。宋学的兴起，又是由于汉唐经学演变为一种繁琐的注疏、僵死的教条、远离人伦日用的知识，读书人沉溺于浩繁的章句训诂之中，逐渐背离儒家人文精神传统。两宋理学思潮的兴起，就是为了复兴儒家人文精神。体现在教育上，就是要恢复儒家人文教育传统。正如朱熹所说：“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中庸集解·序.四部丛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三十六册：56.）他向往的是“圣人之意”、“性命道德之归”，也就是他力图重振的儒家人文精神，而批评的则是汉唐时的章句训诂之学背离了这一精神传统。
值得再加说明的是，明清时期，经学思潮再度发生演变，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相继又成为这段时期的主流学术和新兴教育思潮。这种学术、教育的变革同样来之于儒学的人文精神这一动力。
明代晚期，宋明理学已失去了初创时期的活力，那些信奉程朱、陆王的理学家们，往往成为空谈心性、脱离现实的无用之人。特别是那些以程朱理学作为科举手段，而对社会现实麻木不仁者，其学更是空疏无用。正如明末学者顾炎武所批评的，“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40.）这样的“义理之学”、“圣人之道”，显然违背了儒学忧患社会、兼济天下的人文精神，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明清之际那些严肃儒者的批评。那么，应该如何才能纠正宋明理学“空谈心性”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呢？顾炎武主张学术界应该回到以《六经》为本的经学中去，因为他认为“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而“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而只有经学才是“明道救世”之学，才能够恢复儒家的人文精神。他所推崇的经学，就是东汉的古文经学，他认为：“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凡俗为之一变。”（日知录，卷十三.两汉风俗.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中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752.）他对东汉古文经学非常推崇，在治学方法上倡导“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从而对清代兴起的汉学思潮产生很大影响。清初以后，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如阎若璩、胡渭等）和诸多重要学派（如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他们继承了顾炎武的学术精神，恢复了东汉古文经学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和理性主义的传统。特别是皖派的戴震以训诂学的途径探寻《孟子》本义，批判宋儒理欲之辨，表现出鲜明的人文精神。
然而，清代的乾嘉之学又出现了严重的弊端，顾炎武倡导经学是为了“明道救世”，恢复儒学的人文精神。但是，清初汉学家却因清政府的文化高压政策和文字狱的威胁，放弃了经学为“明道救世”的根本目的，沉溺于历史文献的考据训诂，使得学术教育完全脱离了实际生活，同样违背了儒家经学的人文精神。这又引发了一场新的经学变革运动，就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就在古文经学“如日中天”的乾嘉时期，今文经学已经开始萌动兴起了。庄存与、刘逢禄的“常州学派”，是清代今文经学的首倡者，他们继承了西汉今文经学注重发挥“微言大义”、提倡“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再度将经学研究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以至到了晚清，今文经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演变为变革社会的思想武器。龚自珍、魏源是晚清时期倡导今文经学的学者，他们主张经学应该回到西汉经学的学术精神中来，魏源要求恢复西汉经学的“微言大义”，将经术与政事结合起来，也就是要恢复儒学重经世的人文精绅。当然，龚、魏时期的“世”已经发生了巨变，完全不同于西汉。他们也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故而通过倡导经学的“微言大义”而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政治、变革社会的主张，这些变革思想中体现了近代思想文化的因素。以后，又有著名的维新派人物康有为等，也是力倡西汉今文经学，宣讲今文学经中的“微言大义”，并将今文经学中的“三统”、“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大同”、“小康”说糅合成一个“三世”系统，以实现维新变法的政治任务。十分明显，康有为所发扬的“经世致用”的人文精神，已经和中国近代的政治变革结合起来了。
总而言之，持续了两千多年的经学学术、经学教育，经历了不同的变革和发展。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而言，导致经学变革、更新的精神动力，正在于儒学内在的人文精神。
（原载《儒家人文教育的审思》，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