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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儒家科技教育的两大类型
儒家对科学技术、科技教育的态度，决定了儒家所竭力倡导的科技教育的内容，尤其是规定了这些教育内容的人文特色。儒家的科技教育内容，范围十分广，如果按现代科技的分类，应包括天文、数学、物理、生物、地质、气象、农学、历法、冶炼等各个方面。但是，从儒家人文价值的立场着眼，则可将这些科技教育的内容作另一种分类。中国学术主要包括两大类，梁启超提出：“‘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体。”（庄子天下篇释义.梁启超.饮冰室专集，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36：4.）其实，“内圣外王之道”可作进一步的分解，即主要包括内圣之道和外王之术。中国古代的学术大体上均可纳入到这两大类之中去，前者称之为“体”，后者称之为“用”，将其合起来，又可以称之为“有体有用之学”。儒家所肯定的科技教育，基本上也可以纳入到这个框架中去，即一部分属科学思想方面的内容，它们纳入到儒家的“内圣之道”、“有体之学”的范畴；另一部分属技术方面的内容，就成为儒家的“外王之术”、“有用之学”的范畴。
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是一种关于伦理、政治的人文学说，表现出很强的以求善为目标的价值取向。但是，这种“内圣外王之道”总是包括科学技术的内容，并且将科学技术的内容统摄到“内圣外王之道”的体系之中，故而使得儒家科技教育具有很强的人文特色。
首先来看儒家是如何将科学思想纳入到“内圣之道”的范畴，也就是以“有体之学”去统摄科学教育的。儒家的“内圣之道”，主要是一种以儒家伦理价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显然是以求善为宗旨的。孔子常讲：“吾道一以贯之。”“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所言的道，主要是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人文之道。唐代韩愈在《原道》这一著名论文中提出，“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昌黎先生集，卷十一.原道.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8.）儒家之道，就是仁义道德，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昌黎先生集，卷十一.原道.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8.）正因为如此，儒家所谓的“传道”、“学道”的教育，主要是一种以求善为最终目的的人文教育。这种学问，就是儒家的“内圣之学”，也就是“有体之学”。然而，儒家决不能仅仅满足于阐发、学习这些内圣之学的仁义道德的内容，他们更要寻找、探求“内圣之学”，将内圣之学与宇宙大道联系起来，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所以，儒家力求将“道”看作是人文法则与自然法则的统一，看作是合乎最高目的性的“善”与合乎宇宙规律性的“真”的统一。被称为“道学宗主”的周敦颐在论证“圣人之本”时说：
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通书·诚上第一.丛书集成本周濂溪集，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36：74.）
毫无疑问，“诚”是人能够成圣的人性依据，是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人文法则，但是，“诚”的根源则在于那运行不息的“乾道变化”，是宇宙之大本的“太极”的呈现。正如朱熹对此所作的解释：“诚者，至实而无妄之谓，天所赋、物所受之正理也。……诚即所谓太极也。”这样，作为“圣人之本”的“诚”，即能保证人文法则和自然法则的统一，达到求善的目的性与求真的规律性的统一。
由于儒家以“圣人之本”作为其终极关怀，这个“圣人之本”不仅仅是人文法则，同时亦是自然法则，所以，儒家又必须将自然法则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教育纳入其学说之中。如关于宇宙起源、天体运行等自然规律，从来就是儒家学者所极为关注、并倾心讨论研究的。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的《周易》，就是将探讨宇宙起源、宇宙过程、宇宙规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周易》悉心描绘了宇宙起源的壮阔图景：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易·系辞上.郭彧.周易.中华书局，2010：299.）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周易·彖传.郭彧.周易.中华书局，2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