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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西文化的历史渊源、演化过程、基本结构不同，故而导致古代中国、古代希腊各自不同的知识形态。这两种各具文化渊源和显著特色的知识、知识旨趣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古代中国的知识传统体现出一种鲜明的实用精神，以这种实用知识传统为依据，古代中国人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技艺、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社会政治及相关的社会组织结构，使中华文明一直保持为世界最发达、最优秀、延续时间最长的古代文明之一。而古希腊的知识传统则体现出一种理性主义精神，要求一切知识均要建立在思辨化、形式化的逻辑思维的基础之上，古代西欧以这种思辨理性为依据而创造了自己的哲学、科学、宗教、道德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西方文明同样是世界最发达的优秀古文明之一。从历史角度来看，应该说，中西方知识形态、理性传统各有千秋，并且形成了各自灿烂的古代文明。
在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知识传统呢？一方面，我们无疑要充分认识到古代中国的知识传统的不足。我们必须以更快的速度，推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市场经济的建设，建设一个高度组织化、效率化、法制化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那么，我们就需要克服、弥补传统中国在知识理性方面的不足，学习、吸收西方的知识传统和理性传统。西方知识的理性主义精神，是我们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建立市场经济与契约社会所必须接受的。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从人类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思考，又会发现中国的知识传统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西方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的启蒙运动、理性主义质疑、反思与批判，确是击中了遍及全球的现代化运动的深刻弊端，包括工具理性对人的宰制、科技手段对自然的掠夺、机械化社会组织的非人性化等等，从而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遇到了严重的问题。本来，从人类文化生态的角度看，文化只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手段，是人类与自然共同构筑的一个和谐发展的文化生态系统。但是，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能够建立最大程度上激发、满足人类的消费欲望的商品经济，发展更有效地开发和掠夺自然的科学技术，建立更有效率但又是更加机械化的社会组织，这种膨胀了的工具理性非但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文化生态系统，反而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中国传统的知识理性并不预设主客二分，而是将宇宙看作是人参赞化育的过程，这种实践型的知识形态，永远保持着它作为人类参与宇宙过程的特点，以保持人类文化生态的和谐。所以，人类为了真正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目标，为了构造一个更适应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生态，就需要重新认识、理解中国的知识传统。
（本文列入2002年12月在香港举行的“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的“论坛发言”，选入《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论文集》，香港商务印书馆2005年，又载《船山学刊》2003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哲学》全文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