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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直与之参也!天地之所以位，由此心也；万物之所以育，由此心也。（凝道记·天下枢.）
在这里，“心”成为天地万物“所以位”、“所以育”的根本，那么，这个“心”显然就是宇宙的本体。所以，他在许多地方均是将“吾心”视为宇宙的根本，并认为理就存在于心中，没有心就没有理。他说：“心存则理之所存。”（凝道记·段于微.）“有此心即有此理。”（读四书丛说·中庸上.）在这里，“心”显然要比“理”具有更为根本的地位。他有时又称心为“太极”，提出：“天地一太极也，吾心一太极也。风雨雷霆皆心中所以具。”赠云林道士邓君序.宋文宪公全集，卷八.他不仅在哲学上具有心学倾向，而且在教育思想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他将儒家学者必读的《六经》，视为“吾心”所具之理的记录，他说：“《六经》者皆心学也。心中之理无不具，故《六经》之言无不该，《六经》所以笔吾心之理者也。……人无二心，《六经》无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经有是言。”（六经论.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六.）他对儒家经典的这种理解，和后来的阳明学派十分接近。在教学方法上，他也倾向于心学一派，主张“识心”、“明心”等向内冥求的方法。他称赞陆九渊“发明本心”的教学方法是“卓然有见”，没有朱学那种因为泛观博览而产生的“漫漶支离”的弊病。但是，他又认为，陆学缺乏致知的下学工夫，也有缺点，他的主张是“折衷群言”。可见，宋濂的学术思想、教育思想是折衷、调和朱陆之学，在宗守程朱的前提下，又有突出的心学倾向。
被称为能“守先儒之正传”的曹端，其教育思想方面也表现出心学倾向。曹端将道德教育称为“事心之学”，明确提出：“学圣之事，主于一心。”“事事都于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门底大路。”录粹.这和朱熹教育思想重视“道问学”大不一样。他将“心”分为“未发”和“已发”两种状态，而特别重视心之“未发”时的“预养”功夫。所谓“预养”，就是要求学者注重自思反省，使自我的本心在“未发”时即处于一种诚、敬的状态，这样一己之心能够明觉自悟，天理即可在自我的本心中“发露”。曹端将教学方法归之于涵养其心，即如他本人所概括的“在心上做工夫”，这种方法不重视对外物的“致知”和“集义”，重在“事心”，表现出心学的特点来，故刘宗周称他是“即心是极”、“一以事心为入道之门”（明儒学案·师说.），即是明确肯定他的教育思想的心学倾向。
明初理学教育思想的心学倾向还反映在其他学者的教育思想之中。如方孝孺的教学方法主张将“敬内”和“义外”结合起来，尤其倡导“正心”、“治心”的内省自觉方法。他认为治心是学道的要旨，提出：“学道之要，莫切乎治心，而心之官则在于思。”（身修思永堂记.逊志斋集，卷十七.）他所以重视以“心”为中心的主观内求方式，是因为他相信主体的“心”具有绝对的主宰地位。他认为：“其心之虔明广大，与天地同体”（来鸥亭记.逊志斋集，卷十七.），“宇宙之内，特以是心为之宰耳。”（心远轩记.逊志斋集，卷十六.）这样一些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显然是接近心学一派的。再如上节论述的吴与弼，也是因倡导“静观”、“反求吾心”的教育思想，从而成为明代心学教育思潮的“启明”。
由上可见，在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明代初年，仍有相当一部分理学家、教育家注重内向的“求心”工夫，表现出明显的心学倾向。事实上，自元代开始，在学术界、教育界就出现了“朱陆合流”的趋势，明初时期理学教育思想的心学倾向，只是上述趋势的继续。明中叶以后阳明心学思潮的出现，只是上述趋势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原载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