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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论人格与学问
在曾国藩思想及言行中，学问与人格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学问会对人格及其内部各个方面的形成产生作用；于此同时，人格特质也会对他的学问产生影响。www.Pinwenba.com那么，人格与学问之间是如何产生这样紧密的关联与互动的呢？这显然是由于它们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的条件与共同发展的基础，而这恰恰是曾国藩本人十分关注并作过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本来，人格与学问的具体内容不一样，学问是一种知识追求，而人格则是一种身心的修养，《大学》曾分别以“格物”言学问探讨，以“诚意”言人格修养，即所谓“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39.）。但是，依中国传统士大夫们的普遍观念来看，人格与学问之间又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人格发展应该以学问为基础，“尊德性”是离不开“道问学”的；学问最终也是为了自我人格的完善，“道问学”的目的是“尊德性”。简而言之，人格修养的程度一定会体现在学问上，学问亦是人格完善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曾国藩的心目中，人格与学问之间有着非常一致的精神内涵、价值取向与方法途径，这正是学问与人格具有内在关联的原因，也是它们能够产生互动的条件。我们现在从曾国藩留下的著述中，清理出他对人格与学问之间的联系与互动的思想。
一、 共同的目标：立志圣贤
曾国藩将“事”分成两类：一类是“尽其在我”的事，一类是“听其在天”的事。他认为，有关人格精神、学问知识均是属于“由我作主”的事
情，因而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至于功名富贵、生老病死则是不能由自己作主的，故而应该采取“听其在天”的态度。他指出：“吾人只有敬德、修业两事靠得住。敬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92.）他对于能够实现“尽其在我”的人格、学问之事，主张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去争取，将其与天命分开，指出“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
曾国藩还认为，不但人格与学问是“由我作主”的事业，而且它最终所能成就的规模气象，还受每个人的志向制约。他说：“凡人材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活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答欧阳勋.曾国藩全集，第21册.书信（一）：46—47.）曾国藩认为每个人的不同志向会决定人材的高下，也就是说，人格与学问的高下是由人的志向所决定的。他特别强调儒者的人格与学问之间的志向是一致的。一方面，儒者的人格修身目标就是要成为理想的圣贤，这是一切有志的君子必须以一生的努力去实现的目标。他说：“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94.）另一方面，学问追求的目标同样是为了使自己能够成为圣贤，故而也必须以立志为先。曾国藩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有志断不甘下流。”（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48.）“读书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一）：16.所谓“大人之学”，即是立志成为“圣贤”的学问。读书者所立志向，也同样是如何做圣贤的“大人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