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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人格的境界追求，还是学问的知识追求，一旦以成为圣贤作为自己的目标，就会产生一种极大的激励作用，使人经得起人生与学问道路中的种种磨炼，并能够战胜逆境中的重重困难。曾国藩说：“古来圣贤豪杰，何人不从磨炼出来？磨折愈甚，学养愈进。但求志弥刚，气弥静，磨不倒者，即是高人一等耳。”（复陈筱帆.曾国藩全集，第30册.书信（十）：7350—7351.）可见，成就圣贤的崇高志向能够提升人的精神人格，培养人的学术涵养，尤其是使人不断产生自我完善的追求。曾国藩还认为：
君子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39.）
在曾国藩这里，立志做圣贤成为他在人格与学问方面相同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同时，这一共同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又是促进其人格与学问共同发展的内在原因。
二、 共同的文化知识背景：经史百家
曾国藩不仅肯定人格与学问均以立志做圣贤为共同目标，以建立思想一致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同时它们之间还有共同的文化知识背景，也就是以中国古代经史百家作为人格与学问的基础。曾国藩认为，古代圣贤的内圣外王之道均必须借助于中国古代经史百家的文献典籍，方得以传递与教化后世，而文献典籍又是以文字形式来表达内圣外王之“道”的内容。他说：“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字者乎？……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救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故国藩窃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明文字为要务。”（致刘蓉.曾国藩全集，第21册.书信（一）：5—6.）无论是人格修养，还是学问研究，均必须通过精研文字形式的经史百家方得以实现和完成。
曾国藩“精研文字”的范围十分广泛，他往往通过“无学不窥，默究精要”的方式从中获取人格与学问的精神营养。他所强调的主要的读书范围，能在他的《圣哲画像记》中反映出来，他曾择古代“圣哲”三十二人作为有志于圣贤者阅读的作者对象，认为“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新博鹜，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248.）。这批被认为是“圣哲”的人物所研究的学问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经济之学等各科知识内容，如“葛、陆、范、马”是“德行而兼政事”，周、程、张、朱是义理之学，韩、柳、欧、曾、李、杜、苏、黄是词章之学，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则是考据之学，至于以“圣”为标志的文、周、孔、孟，以才闻名的左、庄、马、班，则兼有多科文化，不是一科所能概括的。这批“圣哲”的著述，其实正好代表着中国古代优秀典籍的精华，体现出古代“经史百家”的各个重要方面。当然，在众多的中华优秀典籍之中，曾国藩最为重视的仍是以经史为中心的儒家学说。他提出，“学问之道，能读经史者为根柢”，因为他相信经史之学完全包括了“内圣外王之要”，是“有本有末之学”（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393.）。所以，无论是从人格修炼的依据、还是从学问知识的基础来看，经史之学的重要性均是十分显著的。
为什么经史百家之学能够成为人格与学问的共同基础呢？在曾国藩看来，经史百家的学问研究与人格修养之间本来就有着内在的一致。经史之学所涉及的本是修己治人、内圣外王的道理，所以曾国藩强调经史百家之文对学业知识、人格修养的重要性，“其文经史百家，其业学问思辨，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443.）。显然，对儒家经史之学的“学问思辨”是为了探求学问，对其“修身”、“济世”的实践则是为了成就人格。他曾以《大学》为例，说明儒家经典为什么能够统一学问与人格。他说：“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39.）阅读儒家经典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增长学问知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将书本知识“体贴到身上去”，这样才能使这些知识“内以修己，外以治人”，成为“圣贤”的人格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