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曾国藩论人格与学问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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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共同的精神特质

曾国藩之所以强调人格与学问之间的密切的关联与互动关系，还由于他看到了人格与学问之间本来就具有共同的精神特质，他坚信正因为存在着这种共同的精神特质，人格与学问之间才有着相互沟通、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可能性。曾国藩不仅经常思考和讨论这种共同精神特质的存在，并且通过自己的实践来证明这种共同点并促进二者的互动发展。

曾国藩所讨论的人格与学问的共同精神特质体现在许多方面，这里例举几项。

其一，取人为善与兼收并蓄。

孔子早就告诫学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因为善于发现学习、汲取他人的长处，不断提升自我，这不仅体现出人格精神的基本涵养，而且也是对待学问知识的必要态度。曾国藩在这两个方面提出相同的要求。一方面，在人格修养上，曾国藩坚持了一种“取人为善”的态度。他认为每个人均有各自的长处，所以，“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辨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曾国藩全集，第17册.日记（二）：851.）他甚至认为孔子能成为圣人也是因为他学无常师、为之不厌，即坚持“取人为善”。另一方面，在无涯学海中，曾国藩主张对不同长处的学派、学者采取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他反对因标榜汉学、宋学而排斥其他学问。他认为每个时代的学问风气不同，每个学派的学术旨趣有异，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应该对各个思潮、学派、学人采取一种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他曾对儿子曾纪泽说：“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谕纪泽.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477.）他本人甚为推崇的三十二位“圣哲”，其学术内容就涉及到义理、考据、词章、经济的不同方面，他认为这些不同领域的“圣哲”均是自己应该师法的楷模。总之，曾国藩无论是人格方面的“取人为善”，还是学问方面的“兼收并蓄”，均表现出他对别人道德、学问的尊重，他在人格与学问方面的博厚、兼容的精神内涵是十分一致的。

其二，浑拙忌巧。

曾国藩在做人、做学问方面有一个倾向，就是强调并追求一种浑拙忌巧的精神特质。梁启超评价曾国藩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文正公嘉言·钞序.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事实上，曾国藩在日常言论中，常常以十分称赞的口吻谈到这一“钝拙”的精神特质，并提出一系列与“钝拙”相近的词，包括“浑”、“浑拙”、“拙诚”、“浑厚”、“诚愚”等，他认为这种精神特质正好与“巧”、“巧诈”、“玲珑”、“精明”等相对应。曾国藩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性格、精神特质的态度非常明确，即高度赞赏“浑拙”、“诚愚”的精神，反对“巧诈”的作风，并以“天道三恶”中“天道恶巧”（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一）：384.）为“三恶”之中的“首恶”。曾国藩所以倡导浑拙并反对巧诈，既与他深受老庄道家哲学的影响有关，同样也与他的人生阅历与官场磨炼有关。

曾国藩坚持将浑拙看作是人格、学问两方面的要求。首先，对于曾国藩来说，追求浑拙是他本人在人格修炼中的一种精神追求。他曾对儿子曾纪泽提出：“泽儿天资聪颖，但嫌过于玲珑剔透，宜从浑字上用些功夫。”（谕纪泽纪鸿.曾国藩全集，第20册.家书（二）：1247.）“浑拙”功夫为什么对修身如此重要呢？因为智巧者往往会因为工于心计、过于武断而引起人际间的矛盾或纷争，而“浑拙”者则往往能避免上述人生困境。所以曾国藩说：“纵人以巧诈来，我以深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勾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363.）所以，他一直将“浑”作为人道的“八德”或“四德”之一。另一方面，从做学问方面来看，也应该是以浑拙忌巧为做功夫的要求。做学问的人如果过于智巧的话，则往往不愿意下“困勉之功”，而曾国藩强调“读书立志，须以困勉之功”（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一）：76.）。他提出的许多做学问的基本要求，均体现出浑拙忌巧的精神特质。譬如，他对那些自以为是而随便评讥古人的智巧之士、狂妄之徒十分不满，他与儿子曾纪泽讨论“为学之道”时说：“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惟学问远过于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之讲理学者，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讲汉学者，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习。”（曾国藩全集，第18册.日记（三）：1486—1487.）曾国藩在谈论读书学问的事业时，总是反复强调“切守力行，其后乃党语语皆可践守，由是见曰亲切，而德曰不孤耳”（致刘传莹.曾国藩全集，第21册.书信（一）：16.）。这一切，均体现出他在学问上浑拙忌巧的精神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