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岳麓书院与中国知识群体的精神历程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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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是岳麓书院历来教育家、思想家们对生徒的一项教育主张，并被许多师长以“学规”的形式明文规定下来，作为对书院生徒的一项基本要求。清康熙年间岳麓书院山长李文炤即制定了一个《岳麓书院学规》，他要学生不应局限于“各有专经”，而是要“务在身通六籍”，“亦当博洽而旁通之，不可画地自限”。乾隆年间任山长的王文清，也在他所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中，对“博学”的要求作了具体的规定，包括经学、史学、时务、物理、古文、诗赋等。由于岳麓书院坚持贯彻博学精神，故而能培养出知识面广、能力又强的学生，满足社会的需求。岳麓书院所以涌现出了那么多博学多能的人才，这都是与岳麓书院重视博学教育分不开的。

听讲提示：“思”是从事实和知识中获得深刻全面的道理

“学”一般指了解事实、获得相关的知识，而“思”则是要从这些表面的事实和知识中获得所以如此的深刻而全面的道理。所以，岳麓书院的师生在谈到“思”时，总是将“思”看作是探究其“所以然”的过程，也就是由表面的“学其事”到深刻的“穷其理”的过程。思不是凭空冥思苦想，而是要建立在所学知识、所接触事实的基础上。张栻总是要求以学为基础的思考，他认为：“然徒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地，危殆不安矣。”（《论语解》卷一）。朱熹认为，要穷究事物所以然的道理，要能提出疑问，以引发学者深入思考，解决问题。朱熹提出：“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朱子语类》卷十）

岳麓书院作为理学的基地，同样受到这种敢于怀疑精神的影响。学者们敢于怀疑汉唐儒家学者的传注经学，大胆地提出新的经说。张栻就敢于对那种被视为权威的“圣贤之言”持怀疑态度。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手定的《读经六法》包括“正义、通义、余义、疑义、异义、辨义”，《读史六法》则为“记事实、玩书法、原治乱、考时势、论心术、取议论”等，更是突出地强调了“思”在读经、读史中的重要性，并且将“思”的过程进一步分解为这些重要的步骤而体现在学规之中。

中国知识群体精神历程缩写

听讲提示：“士”的精神传统是知识与道义

什么是中国“士”的精神传统？我们认为最基本的有两点，即知识与道义。一方面，士作为中国古代的知识群体，一定要承担起文化知识的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士作为“天下有道”的追求者，又总是承担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社会责任。

在岳麓书院的讲堂上，曾经汇聚过从古代到近代最为杰出的思想巨子、学术大师，培养了一代代最为优秀的知识精英、人才群体。他们在中国社会发生一系列重大变革的时候，勇敢地承担中华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使命，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自强与发展。岳麓书院的历代学子成为中国古今知识群体的代表，岳麓学子的精神历程也成为中国知识群体精神历程的缩写。

正如两宋以前中国思想学术史曾经出现过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隋唐佛学等重要学术形态一样，随着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等历史条件的变化，学术文化的形态也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发展，故而演化出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明清实学、乾嘉汉学等不同的学术思潮，他们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群体在文化创新、社会责任方面的成就。这里要指出的是，作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中心的岳麓书院，在上述每个思潮崛起时均有特别的表现，充分说明岳麓书院学子是中国知识群体精神历程的缩写。

听讲提示：宋代，最著名的四大理学基地之一

两宋时期出现了理学的新兴学术思潮，理学一方面以复兴先秦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另一方面，它又大量吸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辨方法，将儒学发展成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可见，理学的形成本身也是中国思想文化向更高层次综合发展的体现。宋代创建的岳麓书院很快就成为新兴理学思潮的大本营。当时学术界最有影响的著名理学家朱熹、张栻、真德秀、魏了翁等纷纷讲学于此，他们倡扬儒家价值信仰、重建儒学知识体系，集聚于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岳麓书院聚集了一大批理学之士，并且形成了当时学界很有影响的湖湘学派，成为宋代学术文化史上最著名的四大理学基地之一。

听讲提示：明中叶，心学思潮的重要学术基地

明中叶的时候，中国学术文化界又开始酝育一场新的学术思潮。元明以来由于程朱理学已经成为官方哲学与意识形态，读书人只能在钦定的理学典籍中寻章摘句，思想僵化、道德堕落、学术空疏成为知识教育界的痼疾。这时，一种弘扬道德主体意识、倡导道德实践精神的心学思潮崛起。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思想成为一种遍及大江南北的新兴学术思潮，他们倡导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学术思想，追求“明学术、变士风，以成天下治”的社会目标。在这段时期内，岳麓书院亦成为心学思潮的重要学术基地，当时重要的心学代表人物王阳明及其弟子王乔龄、张元忭、季本、邹元标纷纷来岳麓书院讲学。岳麓书院因此成为这个时期富有学术创新精神的大本营，在明代思想文化的更新发展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继明代中期的心学思潮之后，明末清初的思想学术界又兴起一种批判理学、心学“空谈心性”，而倡导“明道救世”的实学思潮。站在那个时代最前沿的思想家、学者都是以经世务实为特征，具有功利主义、人文主义的色彩。这个时期的岳麓书院的书生中又出现明清实学思潮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来这里讲学的东林学派代表人物高世泰，还是在这里潜心学术教育的吴道行，他们均是实学思想的倡导者。

听讲提示：王船山思想代表着明清实学的最高思想理论水平

岳麓书院有名的学生王船山更是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一方面，他承传了两宋形成的理学思想传统，并对理学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批判；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国学术文化的转型者，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文化使命感，在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哲学观念、人格精神等各个领域均有新的开拓。他的“天下非一姓之私”的君主政治批判，“天下惟器”的哲学思考，以及以利为义的伦理观念和对豪杰人格的推崇等，都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精神。因此，王船山思想中倡导的一系列新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精神，也代表着中国明清实学的最高思想理论水平。

听讲提示：清代，考据学派的重要学术基地

清乾隆、嘉庆年间，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转向于重视诂经考史的汉学思潮。他们倡导东汉古文经学那种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张扬一种对《六经》的理性主义态度，故而将中国古典主义的学术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岳麓书院又成为清代考据学派的重要学术基地，一些著名的汉学大师如王九溪、王先谦等就推动着汉学学术思潮的发展。尤其是有名的汉学家阮元的弟子、湖南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专课经史的“湘水校经堂”，成为那时湖湘之地研究汉学的重镇。湘水校经堂的创办，反映了岳麓书院在推动乾嘉汉学方面所具有的学术成就，其“实事求是”的学风更为近代教育所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