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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书院内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展开的学术讨论。书院大多系古代高等学校，书院生徒的学术水平亦达到一定的高度，有的甚至是一些很有名望的学者。他们在书院学习期间，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学术见解。因此，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也常常开展有一定水平的学术讨论。这种讨论往往和社会上学术思潮联系十分紧密，并能推动学术思潮的发展。宋明理学家的“语录”中，记录了许多师生之间的质疑问难。从中可以看到，学生们并不全是消极地等待导师解答，师生可以相互发问，皆可就某些学术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会激发双方深入思考问题，以利于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
明代书院专门建立讲会，把书院师生、同学之间的学术讨论活动组织化和制度化。讲会规定宗旨、时期、仪式、组织等各种要求，并订有会约。讲会开展时，往往先由一人讲述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可以是老师、也可以是学生)，然后由其他会友提问、讨论。明代无锡东林书院亦设有讲会，定有《东林会约》，它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这种讲会是一种典型的学术研讨会。明代心学思潮的崛起和大盛，实得益于书院及其讲会的普及。
3� 学术创新
中国古代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是儒家经典，无论是官学，还是书院，在这一点上并无多少区别。但是，书院更重视学术创见，敢于对儒家经典提出新的创发，而官学教育则很难做到这一点。究其原因，官学是整个封建官僚机构的组成部分，官学的教学内容、考核标准都是由官方规定了的，学生只可能死守教材、默诵章句，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书院不直接受制于官府，主持书院的学者们可以按照自己对儒家经典的独特理解，阐发自己的学术思想。书院在宋以后能够成为各种新兴的学术思潮的基地，许多大思想家、学者不乐意在官学讲学，而喜欢创建书院讲学，其原因也在这里。
宋明理学思潮的兴起，和书院教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理学家在学术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打破了汉唐经师对儒家经典的垄断，敢于重新对儒经作一番新的解释，终于使中国儒学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理学阶段。理学家也和汉唐诸儒一样，重视儒家经典的研究，因而书院教学也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但是，书院在讲授儒家经典时又有自己的特点：第一，经典采用的重点不同，汉唐诸儒以《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为主要教材，理学家除了重视“五经”外，尤其重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这四部书，它们被合称为“四书”，其地位往往高出“五经”之上，成为更加重要的教材。第二，对这些典籍的理解和发挥不同。汉唐诸儒注重对儒经中名物制度的考据训诂，理学家们则强调儒经的道德教化意义，要求从中“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这样，书院传习儒家经典是为了“明人伦”、修养心性。此外，理学各学派对经典的理解和发挥也不同，如朱熹为了发挥自己的学术见解，甚至敢于对《大学》作出补辑。这都反映出了书院重学术创见的特点。
程朱理学在明代已是一种官方哲学，并成为各级官学的钦定教材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这时，它就由一种富有创见的学术思想而演变为一种僵化的教条和凝固的章句。明中叶以后，以书院为基地而形成新的学术思潮，即王阳明、湛若水的心学思潮，和官学死守程朱理学的章句教条相反，书院则敢于向程朱理学挑战。王阳明及其弟子大胆地批判了这种官方哲学，指斥它“言之太详，析之太精”，从而使学者再度形成“记诵辞章”的恶习。他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学术宗旨，并以此观点对《大学》中的“格物致知”重新解释。书院这种重视学术创见的学风，导致明代心学思潮的兴起。
4� 开放讲学
古代书院往往采取开放式办学的方式，书院的开放式办学有双重含义：一是就讲学的教师而言，指不同学术观点和不同学派的学者，可以在同一书院讲学；二是就听讲的学生而言，他们来去自由，不受限制。这样，书院在学术研究、文化教育方面体现出“兼容并蓄”的特色。
书院作为一种高级形态的私学，它的师生进出并不直接受控于官府。即使是官学化比较突出的清代，书院的山长大多数仍是聘请而不是任命的。所以，书院体制不同于官学的显著特点在于，它允许不同学派的学者相互讲学，往往能使书院形成“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如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闽学一派的大师朱熹到岳麓书院讲学，而岳麓书院本是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的学术基地。以后，讲求事功的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陈傅良也来岳麓书院讲学，并受到岳麓书院生徒的欢迎。可见在南宋时期，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闽学派、永嘉学派等不同学派的讲学场所。到了明代，阳明学派和东林学派的代表人物也先后在岳麓书院讲学。白鹿洞书院也是如此，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他却邀请心学学派大师陆九渊来院讲学，两个长期争辩的学派同在白鹿书院讲台上讲学，充分反映了书院具有开放办学的学风特点。宋明时期，书院形成了一整套“会讲”和“讲会”的制度，使这种开门办学的学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形成了制度化的结果。
书院的开放办学与兼容并蓄还体现在对学生不加限制，允许不同学派、不同地域的学生前来听讲、求教，打破了官学那种关门办学的风气，促进了学术的交流和发展。传说，朱熹到岳麓书院讲学时，来听讲的多达千人，学生们所乘的马匹将书院前池塘的水都饮干了。泰州学派王艮在书院讲学，很有吸引力，不仅儒家士子前来听讲，那些樵夫、陶匠也听得津津有味。据说在当时，农工商贾各界人士前来听讲者多达千余人。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时，也是“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许多书院还将这种开放办学的学风制度化。清顺治年间，白鹿洞书院设专款接待外来学者，并明确提出：“书院聚四方俊秀，非仅取才于一域。或有友朋，闻风慕道，欲问业于此中者，义不可却。”
上述开门办学、兼容并蓄的学风，成为书院学术研究的显著特色，这对吸取各家各派的学术之长，促进人才的培养和学术事业的繁荣，都有很大的好处。
5� 创建学派
学派的形成需要两个条件：第一，独立体系的学术思想；第二，学术观点、思想倾向比较一致的学者群体。书院恰恰具备这两个条件，故而成为宋以后各个学派的学术基地。宋、元、明、清时期，书院往往聘请那些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学者、名师主讲，这时，学者们不仅可以利用书院的各种条件(图书、资料、学术气氛、讲学)更加深入地研究学术，还可利用书院这一自由讲学的阵地而传播自己的学说，吸引和影响一大批学术旨趣相近的学者，这就形成独具思想特色的学术流派。
南宋理学学术思潮大盛，这段时期的几大著名学派都是以书院为基地而建立起来的。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派以福建的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合及江西的白鹿洞书院为基地；胡宏、张栻的湖湘学派是以湖南的碧泉书院、岳麓书院为基地；陆九渊的象山学派以江西的象山精舍为学术基地；吕祖谦的婺源学派是以浙江丽泽书院为基地等等。
明代几大著名学派也是以书院为基地而发展建立起来的。如湛若水的甘泉学派在明代影响很大，他的学术影响与他成功地创办、主持书院讲学，以建立学派基地是分不开的。王守仁的阳明学派代表着明代新兴的心学思潮，王守仁及其弟子们在东南各地到处建书院讲学，并以这些书院为学派基地，以推动明代心学的传播与发展。另外，东林学派则完全是因为在东林书院讲学而形成并命名的。
到了清代，乾嘉汉学大兴，书院又成为考掘学派的学术基地。清代汉学兴起于顺治、康熙年间，发展到乾隆、嘉庆年间而大盛，所以学术史上称清代汉学为乾嘉学派。在乾嘉汉学最盛时，以吴派和皖派最著名。吴派以惠栋为代表人物，还包括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江藩等人；皖派以戴震为代表，包括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任大椿、卢文诏等。两派在学术上各有师承和特点，但是，他们都十分重视利用书院讲学。因而，南京的钟山书院、惜阴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扬州的梅花书院、安定书院，成为他们长期讲学、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的地方。至于阮元在杭州创建的诂经精舍、在广州创建的学海堂，更是闻名全国的考据学派的学术基地。
（原载《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学院联合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