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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理学是东亚文明的思想内核
理学是东亚文明的思想内核。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所谓的儒家文明并不完全是孔孟之道，尤其应该包括程朱理学。儒教文化圈里，不论是韩国还是日本、新加坡，他们所接触的儒家文化全是理学化了的儒学。
（六） 理学的宗教性
西方人最早接触儒学，讨论儒学，也是与理学有关。大家知道，明末时的耶稣会士到中国来传教，很快就接触到儒家思想与“四书”。他们首先思考的问题就是，到底儒学的“天理”和上帝是不是一样的?
有一批传教士认为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在给中国士大夫传教的时候就说：“上帝和讲天理实际上是一样的。你们信仰天理和信仰上帝没什么区别，你们学了儒家经典之后可以再读我们的《圣经》。”后来，另外一些传教士发现把上帝和天理等同起来是不对的，因为新儒家讲的“理”、“气”是哲学概念而不是人格神，而且儒家还有自己的孔庙，有祭天、地、君、亲、师的传统，这和祭拜上帝的传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跟上帝信仰产生了深刻的冲突。
综上所述，理学的主要特征是：第一，它是古代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一种将哲学和信仰融为一体的思想文化体系；第二，它是综合了古代各种思想文化的产物，是综合了古代的儒、佛、道思想的学术形态；第三，它是东亚文明的思想内核。
（七） 理学流派
理学只是一种学术思潮，它包含了许许多多的流派。在北宋的时候有濂学，由周敦颐创立；有洛学，由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创立，因为他们在河南讲学，所以被称为洛学；还有关学，即关中之学，位于今天的陕西，是张载创立的学派；有朱熹创立的学派，叫闽学；有以岳麓书院中的一些学者为代表的湖湘学派，还有陆九渊创立的江西学派。
每一个学派的宗旨都不一样。比如说，周濂溪讲“无极而太极”，他作了一个《太极图》，认为是无极产生太极，太极产生阴阳，阴阳产生五行，从而产生万物，宇宙就是一个从无极化生到太极的体系；张载创立的关学把“气”看得最高，把宇宙、天地看成“一气”；而二程讲究天理，把天理放得最高；南宋江西陆九渊则认为人的心是最重要的，天理就在人心中间，不能离开心讲天理，因此，他们崇敬“心”，把主观的“心”看成是最高的，所以叫心学；湖南的湖湘学派认为人性是最重要的，人的心依托于人性，天地万物之理全部在人性中间，他们把人性作为哲学最高的法则体系来遵循。
每一个学派都有相应的哲学体系。在这些哲学体系中，二程创立的“天理”论，经过朱熹的发展，成为理学的正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程朱理学。他们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论证天理如何化生万物，然后又提出一套修身的方式来体认天理。这套体系在南宋的时候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到了元代，得到了朝廷的推崇，到了明代则变成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一直延续到清朝。所以，元、明、清历代皇帝都非常推崇程朱理学。
（八） 程朱理学的文化宗旨
程朱理学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对于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可以从各个方面做各种各样的描述。譬如有的人把程朱理学的概念和范畴描述为：从天理到气，再到万物，然后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我认为程朱理学的体系和宗旨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有一套信仰体系；二是有一套知识体系，需要通过一套经典与概念来论证；三是有能够指导人们行为的各种规范来体现。
（九） 理学的文化宗旨之一——信仰
理学为什么又称为道学？信仰是通过“道”来体现的。唐代的韩愈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原道》，“原”是追根究底的意思，为什么要“原道”呢?在唐代，佛、老之学非常盛行，儒家士大夫本来是要好好读儒家经典的，但当时大家以读佛家经典、老庄的书籍为最高的学问，这样就动摇了儒家的信仰。所以韩愈写了《原道》这篇文章，就是想强调儒生应该以“仁、义、礼、智、信”这一套儒家的理论来修身，而不是佛、老的“空”、“虚无”等观念。
道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无为”，而佛教讲究“空”，即世界全部是虚假的，只有达到“空”才是涅槃的境界。而儒家重视“实有”，认为现实世界是真实的，人在人世间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应该做好“君臣父子”，应该服从世俗的、社会的使命，不应该去想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所以韩愈在《原道》中要求士大夫重新回到儒家之道，但韩愈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想要士大夫真正在精神上信仰儒学，一是必须要在理论上使大家相信儒家，另外还要从信仰上、情感上、日常生活上自觉地遵从儒家的伦理。真正完成这个任务的是理学。
其实“理”这个字主要不是来自儒家经典，而是大量出现在《庄子》和《韩非子》等典籍中。《庄子·天运篇》中云：“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韩非子·解老篇》中云：“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韩非子认为每个具体事物都有它的条理准则。比方说一张桌子为什么有四条腿，为什么春天花草生长，秋天花草凋落?一切的自然现象都有它内在的规律存在。这些都是由“理”来决定的，不可违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规律。
程朱理学把自然规律的“理”和伦理道德的“理”都看成是“理”。程朱理学认为“父有父之理，子有子之理”，“忠孝仁爱”都是“理”，是做人的“理”。朱熹认为“理”在自然、社会中都普遍存在，即使天塌下来、陷落了，“理”也一定存在。天陷落了只是形而下的物，而“理”不是形而下的东西。他引用了《周易》中的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形而上者，是在形体之上的，不是在形体中间的。“形而下者谓之器”说的是世界上所有具体的事物都是“器”，例如树木、花草、房子、人，等等。“器”中间一定有一个道理，无论是自然之物还是社会之物，都要服从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一定是“先天地而生”，是宇宙中最高的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朱熹就把这个东西称为“天理”，又叫“天道”。
西方的哲学家讲究“为知识而知识”，就是追根究底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想清楚，弄明白，这是纯粹为探求大自然的奥秘而进行的探索。但是儒家士大夫(尤其是朱熹这样的理学家)并不是这样，只是借用儒家的理论来论证“君臣父子”、“仁义礼智”的可行性。
唐末五代时期的伦理非常混乱，君臣之间相互残杀、宗族内部乱伦的现象很多。儒家学者认为只有按照儒家的这套伦理来管理，社会才能够稳定。理学家的“天理”不是普通的道理，也不完全是一种人伦秩序的伦理。朱熹并不像孔子一样认为“因为父母生我养我，所以要为他们守孝三年”，他论证的儒家伦理就是天理，世界就是由天理来主宰的，你如果不服从伦理就是不服从天理，所以朱熹把天理抬到一个最高的高度，也把儒家伦理强调到天理的高度。
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朱熹所说的这个天理究竟是为现实社会中的谁说话?清代有个学者叫戴震，说天理就是上位者为压迫下位者而设立的。应该说，程朱的“天理”是双向的，既是对下位者而设立的，又是对上位者而言的。二程就是给皇帝讲经的老师，他们曾不断地提醒皇帝要服从天命，因为宋代的中央集权非常严重，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权力越高，则越危险。怎样来制约皇权?是这些大儒关心的问题。中国古代没有民主、舆论等监督皇帝的机制，最好的制约方式就是通过讲天理，告诉皇帝哪些是天理，让皇帝自己领悟到不能放纵过度、为所欲为的道理。不能因为自己是皇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定要服从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要求。朱熹也是这样，他动不动就给皇帝上书说要注意“存天理，灭人欲”。当然，“天理”也有针对下位者的一面。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统治者不但有政治权力、军事权力，同时还有文化权力。天理论一旦运用到现实社会层面上来，就成为上位者训诫下位者、奴役下位者的工具，所以，就变成戴震所说的“以理杀人”，这是制度上的原因。
（十） 理学的文化宗旨之二——知识体系
从知识体系的源头来说，理学家所讲的天理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理学家认为，这些理论并不是他们发明的，而是全部来自于儒家经典，他们只是对这些经典进行解释。汉代儒家学者的任务也是注释这些经典，他们主要是对经典进行历史学、训诂学的注疏。所谓训诂学就是了解字义，历史学就是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等。程朱等理学家认为这样做是不够的，注释经典就是要了解圣人之道，了解圣人倡导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样的，要通过经典而领悟圣人之道。所以程朱理学是对儒家的重新解释，以重建那个时代的信仰体系。
（十一） 朱熹的《四书集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