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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代表作《四书集注》后来成为元、明、清读书人士的必读书。《四书集注》讲的是从天理到人性这一套道理。朱熹宣称这套道理就是孔夫子说的，只是孔夫子没有说得这么清楚。实际上这是程朱等人根据时代的需要，重新解释这些经典所建立的一套体系。程朱理学当时的宗旨就是重建时代信仰，通过哲学的方式来建立一套信仰体系。二程、朱熹等理学家们认为佛、道是“有体而无用”，即虽然有信仰，但是脱离了社会现实。而汉唐以来的士大夫和官员注重治理国家的治术，他们是“有用而无体”。这些都不能解决“体”和“用”的关系，只有把“体”和“用”这两者结合起来，重新建立一套信仰，才能解决当时社会的需要。
如果从个体来说，人确实有这种最高的精神需求。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说”认为人有五个层次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的需要、精神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后来，晚年的马斯洛发现，这些需要仅仅是一种个人主义的需要，人的这些需要全部满足后，一定还有一种要将自己和最根本、最宏大的宇宙终极存在融为一体的需要。晚年马斯洛称这种需要就是超越性需要，这是人的最高需要。后来，在马斯洛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个心理学流派，叫超个人心理学，他们研究各种文明，如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等，这个流派认为这些宗教体系、文明体系里面均有一套理念，能够解决人类超个人的心理需求。
心理学家研究后还发现，很多艺术家在艺术创造之中，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之中，往往达到了很高的精神境界。作为一个普通人，当你到了大自然中，与美好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沉醉其间，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这种现象被称为“天人合一”，马斯洛称此“天人合一”为超越性的需求，认为此需求是最高满足。为什么那么多宗教徒如痴如狂地追求宗教神秘境界?因为那里面的确有最大的精神快感，它能使人将其他的需求全部放弃。进入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人能够达到一种无限的喜悦，忘记了自我的存在，和宇宙、社会、自然完全融为一体。这时人已经没有自我了，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这是一种独特的超越性经验。
理学总是要求把儒学的一套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和终极关怀结合在一起，把哲学和宗教结合为一体。天理既是一个哲学概念，又是一种宗教象征。所以朱熹既倡导“格物致知”，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又强调个人修炼、修养。作为一个理学家，他更强调如何成为“圣人”。朱熹本人也有一些超越性的宗教体验，所以他主张知识理性和直觉体验的统一，既重视知识理性，又讲究直觉体验；既讲哲学概念，又讲宗教象征，这个体系构成了程朱理学。
三、 宋明理学与书院精神
（一） 胡适解释书院精神
到了晚清“新政”之际，书院被废弃。但是，书院废弃不久，胡适就说：“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虽然胡适是一个极力反传统的人，但他认为书院精神非常重要，对书院的废弃感到非常痛心。以后兴起的学堂学习西学，仅仅停留在知识的教育与职业的教育，这样一来，书院的精神和理念逐渐丧失殆尽。
书院的精神到底是什么?有许多不同的解说。胡适曾经这样解释书院的精神：一是时代精神。每个时代的书院都有自己的精神，宋代讲理学，到了明代阳明心学兴起时，书院开始讲阳明心学，明清之际讲实学，清朝讲考据之学，每一代的学术思潮都和书院有直接的关联。二是书院有讲学和议政结合起来的精神。另外，他还认为书院有自修和研究学问的精神。
（二） 从理学的角度理解书院精神
我认为书院精神和理学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所说的书院精神，就是因为书院和理学的结合才产生的。在前面我分别介绍了理学和书院，巧合的是，这两者都是在唐代萌芽，在宋代产生的，产生之后两者结合在一起。宋、元、明、清以来，理学家普遍地在书院讲学，许多理学流派也是在书院形成的。书院的许多教育理念和学术理念变成书院的规章制度。理学家们把自己的一套理学化的教育理念融入书院教学里，从而形成了书院的精神。因此，从理学的角度来理解书院精神是一条捷径。
（三） 关于人文信仰的精神
程朱理学重建了儒家信仰，把儒家的道德人文变成天理，把人文理性和信仰结合起来。人文信仰一方面是世俗的，具有现实伦理和政治关怀的特点，要求儒生有入世的精神；另一方面还包括超越性的东西，跟信仰直接相关的，能达到精神超脱的境界。理学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所以我把它称为一种人文的信仰。
书院正好充分体现了理学的人文信仰特征。马斯洛认为人都有一种超越一切以达到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境界的需求，书院正好提供了实现这种境界的途径。书院为什么和官学及其他私学不一样呢?可以说，最早的书院都建在名山大川之处，这些地方往往佛、老之学比较盛行。比如嵩阳书院就建在嵩山，嵩山上有少林寺，是佛学的修炼之地。岳麓书院就建在岳麓山下，西晋以后那里有很多宫观、寺庙，是佛、道信徒修炼的地方。儒家士大夫也需要到非常僻静的山上来修身读书，因为山林满足了他们的一种超脱世俗社会的精神需求。他们在环境如此美好的名山大川里修炼，就是为了摆脱尘世间各种各样的羁绊。作为社会中的一个个体，我们有种种需求，我们在世俗的社会中不断地奋斗，但有时我们需要超脱这一切。
儒家信仰的人文性很强。儒家士大夫既然读儒家的经典，就一定会把孔子所说的“君臣父子”、“仁义礼智”摆到最重要的位置，这套符合儒家礼制规范的东西在书院有非常完整的体现。书院建筑的命名全部来自儒家的经典，里面的碑刻、对联、学规、学制讲的都是儒家思想，都是入世的道理。儒家学者来到书院读书，并不是希望脱离现实社会，所以，岳麓书院有十八条学规，第一条就是要求孝敬父母，哪怕是到书院来学习，也要经常省问父母，向父母请安。儒家从来都是把现实的伦理准则、社会规则摆在第一位的，所以过去的读书人一般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做官；二是做学问和教学。
可见，书院既能满足人们安身立命的精神需求，又能满足儒生积极入世的精神需求。书院就是把世俗的和神圣的需求结合在一起，这恰好就是我们所说的理学精神传统。
（四） 学术的精神
胡适认为书院能够把教育和研究结合起来，学术研究就是要不断追求知识创新。在官学里，更强调如何满足科举考试的需要，进入社会管理层，成为政府官员。而书院倡导独立的学术探索，学术就是不断地探索，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重新思考问题，解决问题。问题可能来自体系本身，也可能来自现实社会变革发展的需要。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一定会需要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能够反映时代变革，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简单地照搬过去的思想体系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以及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难题和困境。我们的学术探索必须要解决这个难题和困境。
在宋代，朱熹面临的难题是如何重振儒家伦理，如何解决生命安顿的问题，如何把儒家伦理变成既合乎社会需要又合乎人的心理需求的东西，所以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理学，从而使程朱理学自成体系。明代王阳明发现，朱熹等人创立的理学还有很多问题，他讲的“格物致知”还不能解决精神修炼、道德修养的问题。王阳明在自己体悟的基础上创立了良知之学，认为天理就在人心中，讲究“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王阳明最早在贵州阳明洞突然领悟，得出了“知行合一”的结论，并在贵州创立了贵阳书院来讲“知行合一”的道理。他认为朱熹讲“格物致知”，首先讲“知”，然后讲“行”，将“知”和“行”划成两个阶段，就会出现“知而不行”的问题。儒家士大夫努力读书，讲仁爱的道理，但是自己又做不到，这叫做“知行分裂”。王阳明认为要“知行合一”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创立了“心学”，并和书院结合起来，在书院里阐扬“心学”的精髓。到了明清之际，许多儒家学者认为宋明理学讲了很多的道理，却没有解决现实问题。这种理论培养出来的只是没有用的儒生，所以明清之际实学兴起。
（五） 人格修炼的精神
朱熹曾经跟书院的学生说，办书院的理由就是要走一条和官学不同的路子。官学除了没有独立的学术精神之外，更注重“科举利禄”。朱熹认为靠利禄来引诱儒生读书会损坏儒生的人格，而书院追求的是人格教育。理学把人的精神修炼摆在第一位。
康熙曾向岳麓书院赐匾：学达性天。“学”就是学习，下学一定要上达，一定要升华到“性”、“天”。“性”就是人性，宋明理学认为人有一种根本性的东西，叫人性，人性又称为“天地之性”。“天地之性”来源于天理，到书院来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恢复自己心中的天理，所以叫“学达性天”。这四个字非常简洁地概括了书院的教育不是简单地追求知识的特点。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指出，现代的学校有很多短处，还是要重视和恢复书院的精神。他说的这种精神不仅包括学术的精神，也包括议政的精神。我认为，议政的精神就是理学关怀现世、关心家、国、天下大事的经世精神。东林书院形成了东林学派，东林学派的士子们认为朝廷大政不应该由宦官来主持，所以就不断地评议朝政，从而引起朝廷的不安，最后朝廷下诏禁毁书院。这种议政的精神在明代比较突出。明代宰相张居正就禁毁书院，不准读书人议政，他认为士大夫议政会破坏社会的稳定。其实，儒生议政的精神还是来自儒家经典，来自儒学“入世”的精神，如果出现和儒家社会理想不一致的现象，就要关心它、评议它，不能因为追求精神的超脱而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