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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大家除了要知道书院里有讲堂、书楼之外，还需要知道书院存在一种无形的东西。“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书院的存在一定有“道”在依托它，“道”依托在“器”上。“道”就是我们所说的书院的精神，这种书院精神正好来自宋明理学。
四、 问答
问：对于您讲的问题，我有点疑问，儒教到底是不是宗教?
答：每个人的理解虽然不同，但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不想简单地用“宗教”这样一个概念来归类理学或儒学现象。西方对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宗教有着非常明确的概念，我们是按照西方的概念来划分宗教和哲学的，比如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哲学，基督教是宗教。哲学和宗教是产生于西方的两个文化概念，而我们中国是另外一种文化体系。我们的儒家一方面包含着宗教性的东西，即与西方的基督教有相似性的一面，就是解决了生命的安顿、精神的修炼等问题；一方面还有另外一套体系，和哲学有点相近。假如我们必须用西学的概念来描述儒学的话，我不愿意用是不是宗教来定义儒学，而是情愿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它包含着宗教哪些方面的因素，包含着哲学哪些方面的因素。
问：我听了您的课之后，产生一个想法，觉得理学有点像中医，西方的文化就有点像西医，因为中医是从超越的、宏观的角度来看问题，西医是用固定的知识来解决问题，我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是不是有部分的融合或者结合了?
答：你联想得非常好。从思维方式到操作方式，中医都非常鲜明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内涵。而西医也代表了西方文化对知识的看法，即主客二分的看法。中医对人体的解释是和中国传统对宇宙体系的解释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中医用针灸治病，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失衡，并往往和自然、天地之理相对应。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正好是中国文化在思考自然、社会、人生的思维方式的体现，是中国化的思维方式。中国的思维方式是综合型的、直觉化的；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分析型的、概念化的、理性化的。严格地说，中西医如果想从理论上结合，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这确实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所以西医往往不接受中医的理论。当然有人预测，随着西方文化的发展，西方的分析型思维也会走向综合型的思维，说不定将来西方人会感觉到中国综合型的思维方式对整个人类探索知识有非常大的启发，到那个时候中西方文化会有更多的结合。
问：向您请教两个问题，一个是，您今天讲的中国儒学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些文化与人性的张扬、发挥人的开放性思维有什么关系?我感觉中国文化好像阻碍了人的个性张扬和思维发展。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化如此丰富，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有没有联系?
答：你谈的这两个问题，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中都是非常大的问题。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刚才说到，儒学非常重视社会义务、社会角色，我只是谈到这个问题，而没有做进一步的讨论。其实人既是一个个体，又属于群体。儒家非常重视人作为群体的特征，重视人作为社会成员的职责。按照孔子说的，人是不能离开社会的，所以必须履行社会义务。但是这些社会关系，诸如君臣父子的规范，是完全有可能、事实上也是对人的个性产生了压抑。越过分强调群体性，越会压抑社会个体。我同意一些人所说的，儒学对人的个性张扬产生了束缚。特别是在近代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思想传输到中国以来，中国人更进一步地发现了这一问题。重视个性张扬应该说是西方近代文化的特色，也是西方文化的长处。
“五四”以来批判中国文化、批判儒学是从压制个性这种意义上说的。我认为，无论是张扬个性还是注重社会责任，作为一个人来说，两种素质都应该具备。上世纪90年代，美国一位政界名流在演讲的时候承认，美国的个人主义确实有些过头，儒家文化那种注重社会群体的观念有很多长处。新加坡所倡导的“亚洲价值”，认为社会第一，其次才是个人，使儒学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焕发了光彩。个体与社会两者之间应该如何合理把握，应该说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还是21世纪整个人类文明都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点，但它的短处也是无法回避的。我认为今后的文明一定是综合性的文明，我反对西方文化将来会统治天下的说法，也不赞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认为中国文化将会主宰世界的看法。中国文化强调尊重社会、强调社会责任，特别是当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的时候，中国文化便体现出了它的长处。
中西文化有冲突，人的价值理念也有冲突。为什么美国人总是不信任中国，一个原因就是儒家文化圈的价值观念跟西方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亲近日本有战略上的原因，同时这与日本对西方文明的吸收也有很大的关系。从明朝开始，西方传教士就来到中国传教，大部分中国人都不信任他们，因为他们读的书、他们的观点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有一些华人在美国生活，也经常有一种孤独感，像被孤立起来一样，因为文明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我们承认文明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是不一定构成像亨廷顿所说的那种冲突(当然有人说冷战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正好印证了文明冲突理论，这可以再讨论，文明的差异如果处理不好确实会产生冲突)。
我认为儒家文明有和谐性，而西方宗教文明有侵略性。我在美国生活了一年多，有一些基督教徒看到我不信基督教，就觉得很难受，一定要说服我去信基督教。他们认为，你没有信上帝就无法得救，所以他们迫切希望你得救。美国人总认为他们的制度是最好的，所以他迫切地希望你也能遵循这种制度，然后你也可以得救。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们甚至会采用很恶劣的战争手段来推行他们的意愿。儒家文化就没有这种非常强烈的传教精神，你信不信儒家文化都没有关系，中国人对此好像并不在意。
问：站在中华文明这个高度看，您觉得人类社会面临的恐怖主义将会对人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答：我认为恐怖主义的问题和刚才我所说的问题类似。亨廷顿曾讲过，儒家和伊斯兰教会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基督教，所以东亚文明、伊斯兰教文明都是非常危险的文明。他的文章不是一般的学术文章，而是希望满足美国冷战后在战略上的需要。其实，他对中华文化的理解是有问题的。中华文化有很多重要的理念，如中和理念，他都没有深入探讨过。
我认为，“中和”就是把“和”看成一种最高的理念，这种理念对化解当今世界的冲突、怨恨(比如恐怖主义以及越来越严重的民族文化的冲突)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应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多宣传、宣讲中国文化中这些精髓性的东西。美国讲民主、人权，但仅仅是国内民主，在国际社会上对其他民族的所作所为就不是这样了。当你是美国的公民时，可以享受民主，一旦到了国际社会，美国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特点就体现出来了。我认为用这种理念来处理国际政治问题是很危险的。
问：听您讲儒家文化，我总认为现在社会将儒家文化丢掉很可惜。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信仰危机，请问您觉得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建立起一种信仰?
答：面临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的局面，朱熹是通过重建儒学来解决问题的。事实上我们所处的时代——无论是中国也好，别国也好——确实是面临着急剧的变革，比如不断追求物质文明，不断开拓能源，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自从晚清西学东渐之以后，中国面临着几千年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重大变局，这个变局经过一百年的时间，现在越来越明显了。一方面，我们的物质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生活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提高。我们非常庆幸自己生活在21世纪，享受到了过去很多帝王都没有享受到的东西，从物质享受到个性张扬，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另一方面，人类也走到了危险的境地。比如人和自然的关系，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出现了人对自然的破坏、对环境的污染等问题，这些都是工业文明也就是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不断地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市场经济，这些都是最能代表西方文明的根本性的东西。但我们不可能按照美国式的道路或者欧洲式的道路发展下去，肯定要创立一套新的文明，无论是在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还是生活方式等方面。我们需要反省现代文明，包括中华文明的缺点、西方文明的缺陷，然后才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很多人认为，人类的精神信仰正在面临崩塌，各个阶层的人都面临着这个问题，中国也同样面临着这个世界性的问题。重建信仰、重建精神家园的过程很漫长，当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就会推动精神信仰的重建问题。
（原载《卓越领导国学讲堂》（二）“张岂之、杜维明、张立文、朱汉民、唐浩明合集”（清华卓越领导人文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