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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洪波：国学在现阶段是不是(或可不可以成为)一级学科，这是一个争议很多的问题。可以回顾一下，过去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受到冲击之后，是怎样一步步退出正规教育的学科体系的。1903年和1912年是两个节点。我们的传统是讲究博通之学，四部之下没有具体的学科分类。晚清从书院到学堂，新的学科体系基本上是按西方的标准来建立的。当初张百熙的设计中，就没有经学的位置。但张之洞对此特别反对，第二年的癸卯学制中第一个学科就是经学，这是张之洞坚持的结果。最后实行的新学堂都有经学的地位。按照西方的学科体系，把四部之学拆分为若干部分，一一对应西方的学科如文史哲等，唯独经学成了孤家寡人，无处可去。张之洞就干脆单独为经学设立了一门学科。这种设计在1903—1911年间尚还一直得到实行，可是在蔡元培当教育总长的时候就全部撤销了，经学科目完全废弃，经学从此就无家可归、四处游荡了。此后的历史不断对传统学术进行打压，一直在批判中国文化，连孔孟都被打倒，到“文革”时登峰造极。传统学术中最精华的东西失去了。我们现行的学科体系和学术分科，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设置，全是按西方的一套来设计的。在这样的学科体制之下，经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始终没有挂靠的地方。还有史部也不能说全部进入了历史学。比如史部中的目录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不只是翻翻书本的工具，而是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一门学问，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学问的把握。但是我们现在的目录学，已经分到图书馆了，完全变成了一种工具了，本身所固有的最核心、最高的学术价值却丢失了。现在的新书出来两个月就上网了，可以查目录了，而大量的古籍却都没有上网，还要靠卡片去找书。这也可见我们传统的东西难以进入现代的学科体系。现在很多人在争论国学是不是一级学科、二级学科;能不能作为一级学科等问题。其实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所有思考的原点完全是西方的学术体系。所以一百多年来我们传统中最核心的东西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有些即使找到了归宿，但也变了样。
我们提出来中国古典学就是国学，并且列入教育的学科体系中。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既然国学是承载着感情的，挨打的时候，当时的学部并没有反对，民国时候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政府都没有反对;反而是今天我们的民族开始伟大复兴，找回自信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让它找到一个归宿，成为一门学科呢?我觉得国学理所当然地可以列为一级学科。可以跟其他学科“中西并行”，没有矛盾。
最后，从书院的角度来讲，书院改制之前，长期以来都是讲授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这是当然的事情。晚明的时候就有西学的传入，但此时的西学都可以纳入到中国固有的学科体系中，比如传教士带过来的几何学就归入到算学中。同光以后，西学大量输入，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就统摄不了了。这也是百年来的一个现状，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就岳麓书院来讲，同光之后，特别是岳麓书院的学生曾国藩等人打下太平天国之后，大清中兴了，书院等文化机构也开始“复兴”，都把经史作为根柢之学在书院教授。在书院课程的设计中(包括张之洞和岳麓书院的王先谦)，虽然对西学大多都有过试验，都有翻译、数学等内容，但是经和史从来都是根柢，是不动摇的。如果我们把国学界定为中国古典学，使之以一级学科进入到我们的学科体系中，然后参照传统中国一千多年中书院的课程设置，借鉴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再来设计一些二级学科，我认为完全是可以的。
朱汉民：今天这场讨论特别有意义。国学本身确实从近代以来就一直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既然如此，是否可以用一个符合现代学术规范而且有利于中外交流、沟通的概念来重新界定它呢?我们今天至少形成了这样一个比较接近的意见：国学可以用中国古典学这样一个具有学理性更为清晰、并且能在中外学术交流中通用的概念来重新界定。这样一来，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思路、它的内涵外延都清晰的多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当然要借鉴西方古典学的概念体系和学术范式。这个学科在西方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基本上成熟了，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以它为依据中国古典学才具有合法性。我们更需要挖掘中国传统学术自身，从中寻找中国古典学的学理脉络。
刚才很多老师提出，中国古典学的建立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探索解决。我认为，我们应该可以在一些著名的大学，对如何建立中国古典学开展讨论，做一些学术上的专题思考和研究，同时办一些试验班。我们岳麓书院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同仁们应该一起努力，来建立作为我们民族精神家园的中国古典学。
(录音整理：戴金波、邓梦军)
（原载《光明日报》2010年10月20日“国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