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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缭子灵光乍现地把自己称为收税吏员时，可能根本就不会想到，只是因为他一时兴起的信口雌黄，以及赵括在此之后的将计就计，而使他们这路北上盟会的人马被匈奴左谷蠡王判断成了所谓的“预谋劫掠匈奴部民，以达到削弱匈奴目的”的军匪兵痞之师。
左谷蠡王一厢情愿地认为在他南面的赵国军队不过是一支执行赵括“打草谷”战略之命的污合之军。
他在思想上并不重视这支赵军的存在，反而认为这是一次使他纠集大兵，拥兵以自重的大好机会。他甚至为他使出持敌自重这一招妙手而得意万分。
使左谷蠡王做出这种严重的战略误判的重要原因，除了因为赵括、缭子的欺世盗名之计外，还有一个，便是因为他本人眼拙，把赵括这支骑兵队伍是一只多种骑兵混成的骑兵军队，当成了来自赵国边郡各地的混杂之师。
当然促使他做出这种判断的原因，则是一份谬之千里，更差之万里的情报。
正如赵括先前的推测，当赵国的斥侯发现匈奴人的大营之时，也是匈奴的斥侯探知他们的存在的时候――只是他没有想到在匈奴斥侯的眼中，他精心打造的军队，却成了一支不勘一击的杂兵弱旅。
从昨日开始，左谷蠡王派出的匈奴的斥侯骑兵们就已经发觉了他们的身边，有这么一支赵国军队。
他们或是躲在灌木丛之间，或是藏身于土包之后，远远地观察着或者行进，或者安营休息的赵军，只是发现得了赵兵虽然都要是骑兵，可是身穿甲胄战袍却是不竟相同。
以这些生在马背上，长在马背上的胡儿的眼睛看来，那赵军就是一支来自于不同防区，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
加上在他们的映象之中，中原军队最少都是以千人为一基本战略单位，可是他们却看到这一支不过两、三千人的赵军中居然有不下穿着三种铠甲的骑兵――胸甲护体，扎甲护肢的紫山骑士和同样是胸甲扎甲，只是战袍颜色不同的骁骑兵；为了便于骑射与快速冲击，而只穿胸甲的骠骑兵；还有数最多的，为了便于大量普及马蹬而一身老式骑兵扎甲的新式骑兵；更不要说乘坐在少量新式的四轮广车上的车兵甲士了。
按照已经深入脑髓的惯性思维走下去，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像这样一支东拼西凑而成的中原军队，其战力能有多少，简直就不用多想，便知道了。
可是只要他们再走进半里，也许就能看到那些甲胄各异的赵军兵士手上的武器也是各异的――使用着弓、朔、剑三种兵器的紫山骑士，手握长朔，腰佩直刀的骁骑兵，背负长弓，弯刀系腰的骠骑兵，最后是与他们匈奴人一样用剑与弓的普通赵骑兵。
如果更近，他们甚至可以看到赵国骑兵使用的更为强大的秘密武器，马蹬。
那些固执地自以为马上本领，不过骑射，连使刀用剑都要下马步战的匈奴斥侯却不愿意更近一点，多看赵国骑兵以下，便视轻地向他们的左谷蠡王报告自己的见闻。
如此不完整的信息传入自视聪明的左谷蠡王耳中，他便更加认为这是赵军脾弱无力、来源混杂，组织不利的表现，更加深信自己的误判；他认为只要坐等援兵来到，就可以仗着人多势众把赵军吓唬走，漂亮地来个中原兵书上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给草原上的民众看看，让他们知道谁才是他们真正的保护者。
当然，这一些还只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而执迷不悟的左谷蠡王犯下种种错误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他把太多的精力与目光投向了西方，投向单于之位将鹿死谁手，自己又能从中得到多少好处上，而忽略了当下战况，主观臆断赵军不过是实力不济的散兵纠集而成，根本就没有料想到他当面之敌竟然会是赵国边军的精锐所属。
更为要命的是他居然为了验证他的误判，而把斥侯会冒险摸到赵军跟前探知的情报一股脑的扭曲、堆砌，以证明他的错误判断才是正确的。
而在证明了他的“正确性”之后，为了在众属下面前显示他的英明神武，有领导群雄之才，他又是把大手一挥，一声令下，自信满满地坚决执行起了在错误的判断与错误的情报之上所制定而出的错误的军令。
左谷蠡王这边错招连连，而他的对手，赵国这头，也是有错，还是大错，只是这个大错不是致命的，却足以让赵括本人悔青了肠子。
如果说左谷蠡王是眼睛向西，一眼只盯着单于王庭的动静，那么赵括就是南北兼顾，北面要盯着匈奴、东胡，而面要看着邯郸甚至是秦国――只是目前他略有偏向，北重南轻，重点处理北方诸事，以求在即将暴发的命运之战中，占得先机。
正因为这个原因，赵括才布置下了与东胡结成暂时的反匈奴同盟的策略，要借东胡之力看住匈奴，使匈奴在他率大军南下之事，不借机进犯边郡。
基于与左谷蠡王相类似的原因，赵括并没有意料道北方的草原的局势，会因为去个那一场风雪中的激战而酝酿发酵，变成匈奴内斗争位的局面――虽说匈奴各方势力是暗自行动，表面上风平浪静，可还是多多少少露出了些蛛丝马迹人，只是两头兼顾的赵括，还有与他同样年轻的他的众私幕谋士们都没有觉察到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