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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的时期，人是可以变得让你不敢相信的，--前后判若两人。
我印象中，妈妈在那段时间里，变得格外地严肃。当然，那个年代的人，都是严肃正经的，一切行动和语言，都以无产阶级的革命作风为标准。群众见面了，或是去百货商店里买东西，甚至是上公厕碰上了，说话都是以领袖语录为问候语。比如，见面了的开场白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或者：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要是碰巧你一时想不起来某条语录，至少你得说：大海航行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全国人民差不多都会说。
我还会唱一些文革歌曲，记得有首歌是这样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
就是好呀就是好！
歌词非常简单，就是这几句。最后两句可以重复地无休无止地唱下去。
我以为哥哥被抓进去后，妈妈一定是如五雷轰顶的。当然，具体的情况我也不知道。得到高枫被抓时，她还在农场里，正在田里参加劳动。政治干部没有让她回来，只是让她好好地检讨。儿子出了这样大的政治错误，一定是源于老子或母亲的反动。从她儿子的情况下，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除了劳动和召开批判会之外，组织上并没有进一步地处理她，比如说把她枪毙掉。应该说，革命群众对她是宽大的。她也是打心里感激的。她能活着，活下来，就是党对她莫大的恩惠。她知道，在这个农场，原来就是关押右派的地方。前些年大跃进，各地粮食丰收，但农场里粮食却是奇缺。许多右派都得了浮肿。很多人是吃树叶子，吃草，还有人吃“观音土”。他们饿，拼命地喝水，把肚子喝得像鼓一样。“观音土”在肠子里像水泥一样地结块，最后就胀死了。他们一个个骨瘦如柴，但死的时候肚子却是圆鼓鼓的。
母亲说，她看过那些右派的坟墓，一个挨着一个。那些右派，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应该说，他们都是一些低级别的右派。他们在原来的单位里，可能都是说过一些不适当的话（比如偶尔发个牢骚，或者对时事作过不符合革命精神的评论，--上升到政治高度，就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要不就是平时的作风让领导看不顺眼，和领导关系不好的。很自然的，这些人就成了右派。有一段时间，右派是有指标的，硬性规定。人数不够，只好把一部分表现不好的，也算成右派。这些右派一部分人挺过来了，回去了。没有挺过来的，就都埋葬在这里了。
每年清明，她就看到一些外地的女人来，跪在坟墓前烧纸。她不知道埋在地下的死者的名字，也不知道那些妇女的名字。在心里，她多少有些可怜那些妇女，也许因为她们都是女人。当然，她不同情那些右派。右派们都是死有余辜。饿死他们，应该是一种很好的死法了。他们是应该被枪毙的。当然，她没有把自己等同于那些右派。她只是出身不好。她和那些该死的右派，有着本质的不同。
让母亲没有想到的是，在农场里，她碰到了赵连长。
母亲说，当时她都没认出他来。
他是个独臂，走路的时候，就有点斜着身子，偏向左侧。赵连长自然也没有认出她来。有意思的是，赵连长也被打倒了。解放后，他在一个区里当副区长。他被揪出来，是因为有群众揭发他在大跃进的时候，有过不适当的言论。于是，他就被夺权了。
他也成了一个受批判的对象。
赵连长在解放后也成了家，妻子是他老家的，是位大字不识的妇女。不过这位妇女很本份，不管他受了怎么样的冲击，都一直跟着他。乡下女人，就是忠厚老实。她跟他一共生了三个孩子。大孩子已经结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