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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次他却没有把裕仁祝我健康的"回礼唱片"带回来，因为裕仁是不会像我那样低三下四地问候的。
他是专门往我脸上涂泥的。
有一次，吉冈又画了一面山水屏风，拿来给我看，说这是为庆祝日本侵略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侵占了新加坡，而画出的精心殚力之作。并要求我在屏风上题上几句歌颂"皇军"战胜的诗。因为像是这样的事情，都是他在平日最擅长的本领，也用不着怎样去多分析它，我在这里所要说的，就是他怎样经常往我脸上涂泥的事情。
既然对我这样地吩咐下来，我当然也就不能珍惜自己的脑力与时间----尤其是丧尽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起码应有的良心，而必须呕心呕肝地给他题上几句赞颂"皇军赫赫战果"的昧心诗了。
不用问，这张有画有诗的屏风，不但可以满足了吉冈"阁下"的"画以诗重"的----向他上官献媚基本目的，同时也可以在无形中煽起这个法西斯匪首的凶心杀气，并且也可使我进一步完成当汉奸的卑鄙无耻差事，于是我这久已沾满了泥污的脸，又被他给厚厚地再涂上一层新污泥。
还有，每当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它所制造出来的侵略战争中，偶尔获得了一次暂时的所谓胜利的时候，这个万恶的吉冈安直，哪一次也未曾忘掉往我脸上一层一层地来涂泥。他总是一方面叫我给裕仁拍电报去祝贺"皇军的大捷"；一方面更是定而不可移地叫我到伪"建国神庙"那里，向所谓"天照大神"致祭，用来表示一下对"神佑"的"由衷感谢"和默祷日寇的"连战连胜"。
像是这样地蓄意往我脸上涂泥，并不只是一次或两次，而是接二连三，并且是涂得越来越不像话。特别是后来当日本帝国主义败色越来越浓的时候----也就是当敌伪报纸上，也不得不越发频繁地登载"皇军"大批"玉碎"消息的时候，吉冈让我赴所谓"神庙"去哀求"皇军战捷"的次数，也就日益增加起来。像是这种不是人干的丑事，这种不堪寓目的汉奸丑态，一直到"八一五"敌伪一齐垮台，才算是给画上了一个终止符号。
（3）不同时期的不同态度
吉冈在刚来到长春时，尚不似后来那样嚣张，还懂得什么叫作客气。那时他曾对人吹嗙过他和我的关系是怎样的"密切"。他曾说溥杰和我是手足的关系，他和我虽还不够手足一般，但也可以算是"脚指头"的关系吧，等等。
等到他逐渐把自己的地位巩固起来的时候，也就是他在关东军中的阶级地位又高了一些，对于自己权势的自信又大了一些的时候，他的言语、态度也就如同水涨船高一般，跟着就有了变化。他曾对我说："日本天皇陛下就是你的父亲。关东军是代表日本天皇的，所以你得事事听从它的话！"像是这种论理学"三段论法"式的不科学言辞，真是使人听了比刀扎还难过。但是，既然当上了汉奸，只能是虽然不爱听，也得听下去。听了难过，又当得了什么？
再过些时候，由于他的势力又加大了些，于是对人便不再自居于我的脚指头的地位了，并且还飞跃一步超过了我的手足的地位，居然说出我像是他的孩子一类的话来了。
等到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我这个汉奸"皇帝"也奉命退了位的时候，他在通化大栗子沟，当要"携"我起程时，对我的态度，更是有了显著的变化，连对于普通一般人起码应有的礼貌也不见了，简直是变成了一副凶手的形象。当我正在那惶惑不定的时候，他曾声色俱厉地对我说：
"挺起腰板来！挺起了腰板走！"
<h3>七、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汪逆精卫</h3>
这个曾经勾结日寇祸害祖国人民的蒙奸元凶巨魁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我的关系，并不是在伪满时代才开始，而是远在一九二二年前后在北京开始的。乍一起初，他是和我弟弟溥杰有了相当的来往。那时每当他从西苏尼特旗到北京去的时候，必定先要到"醇王府"找我弟弟玩，有一次还特地从蒙旗亲自带来一匹好马送给我弟弟。在我结婚的时候，也曾特派专人给我送过厚礼。当我到了天津以后，他还在溥杰的写信介绍下，到天津见过我，并送了我一万元。而后虽然一度断绝了联系，但到了一九二七年，因为他勾结了日寇在西苏尼特扬起甘心卖国的叛旗，致被傅作义军队给打得落花流水，致把他的巢穴----百灵庙也丢掉了的时候，他曾向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发出了乞怜哀鸣：
"如果日本再不来帮助"，他便"将到满洲国来逃命"！后来他更配合着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向察绥地区扩张，他才又回到百灵庙老巢，成立了人人唾骂的伪蒙疆政权。后来，他有一次到伪满来见我，我就在当时我所住的"缉熙楼"寝室外的小客厅里接待了他。他和我谈话的时候，因为并无旁人在座，便对我发出了对日寇在内蒙古的种种骄横跋扈行为的牢骚不平。不料第二天，吉冈安直便来问我：
"昨天你和德王曾谈了些什么话？"
"仅仅是些闲谈而已。"我不安地回答说。
他更追问我："你们在昨天的谈话中，曾谈到对于日本人的不平不满问题没有？"
我没敢承认这一点。只能是对他施展出封建统治阶级一贯使用的自保其身的秘招，推个干净说：
"那一定是德王故意歪曲事实。编造出来的假话！"
虽然吉冈安直并没有拿出宪兵问案的神气，向我赶尽杀绝地穷究，但是从此以后，德穆楚克栋鲁普便不能再单独地来见我了。只能是在所谓正式见面或是在公式宴会上和我做一些仪式上的酬酢交谈，并且就连在这种所谓公式场面上，也总有吉冈紧紧贴在我的身边，做着毫不放松的监视，还美其名曰"侍立"或"陪宴"呢。
自从这一"侍立"之风兴开以后，无论我见任何外国人，就连见日本人也不例外----当然不用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和与关东军有关方面的军官以及在伪满的日本人伪官吏等，是不在此限的了----便都有这个吉冈，以伪"宫内府御用挂"的名义，寸步不离地在我身旁，做着"侍立"或"陪宴"的差事。
现在再谈谈关于汪逆精卫的事情。
在一九四一年，当汉奸汪精卫登了伪南京政府的"大宝"，访问了他的日本主子之后，也曾以后辈汉奸的资格和"睦邻"的名义，访问了伪满。当他决定要到长春来的时候，吉冈安直便来告诉我，并说我应该亲到"新京"车站去迎接他。理由是：他也是"一国的元首"。我为了献媚取悦日寇起见，便厚颜无耻地对吉冈说：
"日本天皇所派来的秩父宫（雍仁）殿下到满洲国来的时候，这当然我根本应该亲自到车站去恭迎，但不愿意同样去迎接汪精卫。我怎能把汪精卫和日本天皇陛下的'御名代'----即代表之意----同样看待？"
说实在话，我所以要表示这种态度和发表这样谈话，除了为要取得日本鬼子的欢心而产生的卑鄙谄谀念头，当时在我内心深处，还有一个不甘亲到车站去迎汪的另一原因。那就是汪过去在辛亥革命当时曾一度潜入北京，悄悄在北城银淀桥畔埋下了炸弹，想要暗杀我父亲载沣。这也就是我在这反动阶级本质的本能作用下，对于汪一贯心怀仇恨的唯一原因。
如果是对于我上述的两种心理----谄媚日寇和仇视汪的双重心情加以细密分析的话，那就可以立时清楚看出：
前者是我身为汉奸的本色；后者则是我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家天下"一贯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