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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当汪精卫来看我的时候，吉冈安直自然是不肯放松他那旁坐监视之责的了。因此，我和汪彼此交谈的内容，当然也就不会出于汉奸同行相互间的惯用术语----溜须捧盛的滥调之外。例如彼此都在无耻强调着"我们应该一致协力于日本的圣战，好来完满达成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伟大历史使命"之类的汉奸习用套语。
当汪正式访问了我之后，我也曾到他住的寓所内回访过他一次。而后还为他开了一个宴会。就连在那次的宴会席上，在这两个汉奸头子相遇之下，也自然都免不了要一同做出一番同床异梦的干杯。当我们各自举起酒杯时，当然也是要异口同音地"庆祝"一下所谓"日满华合作万岁"的了。从这里不独可以看出封建统治阶级残余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同样反人民的反动本质来，同时还可以充分看出天下的汉奸都是怎样地异途同归于卖国求荣的道路上来。特别是那种丧失民族起码应有的良心，失去民族起码应有的气节，拼命去谄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颜婢膝丑态，真是已经都到了异曲同工的化境地步了！
这种不谋而合的丑态，这种心照不宣的卖国奴心情，这种使人作呕的卑鄙龌龊面目，现在回想起来，岂但是无以自解，简直是羞愧得无地自容！
<h3>八、第二次访日的内幕</h3>
关于这次赴日迎接伪"天照大神"的事情，先就我所知道的这一阴谋的远因来说。当那个曾在"诺门坎"事件中遭到惨重的失败致被调回日本闭门待罪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在他临离伪满以前到我处来辞行时，尚还没有忘掉他在任中的未竟的阴谋毒计而含蓄颇深地对我说：
"现在日满在这样一体不可分的关系上，更应该在宗教信仰方面，也能取得一致才对。"
在当时我听了这番话，并未能悟到其中的含义，只不过是姑妄听之而已，也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后来，当梅津美治郎继植田之后做上了关东军司令官，命吉冈安直告诉我说，应该亲往日本去迎接伪"天照大神"时，我才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
于是我就思前想后地把一些远因近因，都慢慢地想起来了。
在一九三九年的时候，有一天吉冈安直在我的住宅内看见供有佛像。他便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这乃是外国的宗教！现在日满既有这样的关系，在将来应当共同地信仰一个神，共同信仰一个宗教才是正理！"
我还听说，关于关东军主张伪满应该祭祀伪"天照大神"这件事，绝不是什么到一九四〇年才突然出现的偶然的事情，而是酝酿已久并曾经过相当曲折之后才逐渐出现的。我听说那就是素以"中国通"自命的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对此表示不赞成，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饭村穰还为这件事亲自到日本向各方面做了疏通。但是我在这里还要附加几句话，本庄繁的不赞成，并不是本庄繁在替谁着想，更不是他真正从心里不赞成这个借宗教来谋同化的恶辣阴谋。只不过是对于进行侵略的具体方法手段，有着不同的想法罢了。因为这种宗教侵略，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侵略方策之一，那个奉行日寇侵略政策，唯恐不及的本庄繁，又怎样独抱反对之见？结果还不是终于在关东军的策动下，把伪"天照大神"弄到伪满洲国内，来用作从事宗教侵略的有力工具。
关于以上所述各项实例，可见梅津美治郎的命令吉冈，吉冈的传达给我，并不是偶然的，而这一阴谋，是早在日本军部内部酝酿和蓄谋已久的事，只是在这时到了瓜熟蒂落的时期而已。
对于日寇唯命是听，对于丧权卖国早就积习成性的我，不但是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任何人皆难忍受的罪恶要求，并且还对于吉冈所吩咐的，既须表示出我是自动赴日本去见裕仁，更须在见到裕仁时，向他明白说出：这完全是出于我自己的衷心自愿，甘愿把他的祖宗----"天照大神"接到伪满洲国来做隆重的祭祀。
于是，我就在这种牵线之下，发表了第二次访日的消息，坐上了日本特意派遣来的军舰，抱着又不甘心又不敢不去的矛盾心情，到了日本东京，见到那明明知道而故意装聋作哑的裕仁。至于他怎样到车站来接，怎样到我寓所来访问，我怎样去回拜，他们怎样接待我，我怎样回请他们，以及怎样去见裕仁的母亲并旅行中的生活等，都和过去的第一次访日如刻板文章一样没有什么特别可记的价值，一概从略，不过我这里特别指出的，就是在我这次访问之中，他们并没有给我定出游览的计划来。因为我这次的访日，是负有"庄严肃穆"任务而来；也就是说，我这次是为"迎神"而来，所以只能是神气十足地求神而来抱神而去。因此，我当然是只有目不斜视、规规矩矩地来完成这"迎神"的唯一使命的了。
当我在日本皇宫正式会见裕仁时，我就按照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预先教导好了我的话，一字无讹地对裕仁讲了一遍。这位明知故问的裕仁，真亏得他还能假惺惺地对我大打其官话说：
"既然陛下愿意这样做，我只好从命了。"
被命的人，成了"自愿"，创意的人，反成了"不得已而从命"，请问人类社会上，还有这样颠倒黑白的事情？真是除了帝国主义，没人会做出这样的丑事，除了地道汉奸，也没人会干出这样卑鄙可耻的事。这种场面，这种把戏，真可以说不是局中人，是不会懂得其中滋味的。
裕仁讲完了这篇口是心非的话之后，便站了起来，向着早就准备得妥妥当当，专等着我去接受的他祖先的"模制品"对我做了介绍。
他指着放在桌上的一个长方匣和所谓"三种神器"（即所谓象征"天照大神"的宝剑、勾玉和镜）一一对我做了说明。
这些不伦不类的模造家什，就是后来曾在伪满振过一时淫威的所谓"天照大神"的本来面目。
这次的"迎神"，也并不是白白地去迎，而是也曾带去了一份礼物呢，内容是伪政权从东北人民手中掠夺来的各种东北土产品，如各种矿产，水产以及其他等等的各种标本，古玩和瓷器等。
我这次是在一九四〇年五月赴日本的，在东京住了八九天，归途中，在京都的大宫御所又住了几天，六月回到东北。
于是就在"神体"的相伴下，仍搭乘日本的军舰，回到了东北。
这次我访日的心情，则是和第一次的访日大不一样了。因为在上次，是我有生以来初次受到人家以"国宾"相待的滋味，所以对于裕仁以下的招待，心里感到很满意。至于这次的访问，则是在我的心里感到了一种有苦说不出的特别味道。首先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招数，久已饱尝，尤其是把裕仁的祖先接到自己的家里去祭祀，并且还得强忍着满腹的闷气，口口声声说是"甘心情愿"，特别是在封建的敬先崇祖观点极深的我，更是觉得认人家祖宗乃是对于自己历代祖先的一个大侮辱，同时也是对于我自己的一种最大的耻辱。但是谁叫我畏日如虎呢？谁叫我这样怯懦怕死呢？既是在人家的凶焰之下，低首蜷伏下来，既是无条件地情愿忍受人家的任意摆弄，结果是，除了敢怒而不敢言，还有什么本事可使？
现在我想把我在当时的复杂心情，本着学习的态度加以分析。
这种心情之所以整个支配了我，可以说是又一次暴露了我那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还可以充分说明，我的那种自私自利思想，是已经发展到怎样的程度。
首先，我对于日寇的侵占了我东北多少年，对于它的屠杀、镇压和奴役我东北人民，对于它蹂躏着我祖国大部分的神圣领土......都曾漠然无动于衷，并且还为虎作伥地帮助敌人，忠实地执行着它的血腥侵略政策，尽心竭力地助长着它的侵略凶焰，使我全东北人民，都沦为殖民地的悲惨奴隶，长年过着有今天没有明天的悲惨生活。我并没有因此而激发出一丝一毫的人类应有的良心来，而单单一碰到自己，一碰到封建统治者所独具的痛痒之处，才开始感觉到是一种侮辱，这能说是出于自己的良心的正义感吗？
其次，是这次更恬不知耻地把敌人的祖先迎接回来，作为"建国元神"加以崇敬，不但是自己把它当作"祖宗"般地来祭拜它，并且把它的压力，强加在我全东北人民的头上，强迫广大人民去崇拜它，信仰它，并以伪法律为后盾，定出了"渎神以大不敬论罪"的条款，以致更把东北进一步推入到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奴化、奴役的黑暗深谷中去，而给自己的民族史上添上了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之一页。但我对于这样严重的事情，并未从民族荣辱民族利益着想，仅仅认为迎取别人的祖先到自己的家中来祭祀，是给自己祖先带来了极大的耻辱，同时也是自己个人的极大耻辱而已。从这里也可以充分暴露我真是随时随地仅仅是以自己一家一姓，甚至是一身的荣辱为荣辱，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顾自己，不顾民族、祖国与广大人民的全体利害，这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所独有的本来面目。相反地，如果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不这样硬逼我迎祭"天照大神"而尊敬我的祖先，更让我能在伪满去做专制独裁的君主而不加以任何限制与干涉的话，我还不是将会欢欣鼓舞地衷心对日寇去表示欢迎和感激？先不用说别的，就以我第一次访日为例，不就是曾经对于日寇的所谓"殷勤款待"表示过由衷感谢的么，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我的反动阶级本质？
若问反动阶级本质所由来，我可以更具体地来做概要的说明：它的所由来，就是已在前面所说的"一姓尊荣"思想和"敬先崇祖"思想两下互相严密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