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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政府只是为低薪者颁布了更高的工资标准,而不必担心会产生不幸的后果,这样的想法令人心安理得;但是大量证据表明,劳动力也要遵循人为制定高价格会引起过剩这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劳动力过剩对于那些收入低、技能不熟练或少数族裔并迫切需要找到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因为他们只有通过获得经验和技能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在某个时间段里,失业的人数不断变化,工人待业时间也有不同。国与国之间,失业率、失业<strong>持续时间</strong>有很大区别。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来提高最低工资或强制雇主支付慷慨的员工福利,或者两者兼备,都推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往往会导致这些国家的失业持续时间更长,失业率更高。例如,德国虽然没有全国性最低工资法,但是政府对雇主施加的管制、工作保障法以及强大的工会力量,都人为地提高了劳动成本。2000 年,51.5% 的德国失业者的待业时间都长达一年,甚至更长;而在美国,仅有 6% 的失业者是长期失业。然而,随着美国国会延长了支付失业补偿金的期限,失业一年及以上的美国人在 2011 年上升至 31.3%,而德国当年是 48%。
非正式最低工资
有时最低工资并不是由法律强制实行的,而是受习俗、非官方压力、工会所迫,有时候国际舆论或联合抵制会对跨国公司施加压力,迫使他们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支付与更现代化的工业发达国家的工人相当的工资。尽管最近几年,公众组织起来,要求提高支付给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资在美国已经成了新闻素材,但是这一压力对美国人来说并不新鲜,也不只有美国人会制造这些压力。早在 20 世纪中叶,公众对在西非殖民地经营的公司也施加过相同的压力。
通过这些方式实行的非正式最低工资,与明确的最低工资法产生的影响是一样的。一位研究 20 世纪中叶西非殖民地情况的经济学家发现,当时西非到处都是“空缺已满”的告示牌。而且,这种情况不是西非独有。这位经济学家,也就是伦敦商学院的 P.T.鲍尔(P. T. Bauer)教授,注意到“许多欠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货币工资都保持在较高水平”,同时却“有大量找不到工作的人”。当然,与发达工业化经济体中的工人获得的收入相比,他们的工资水平并不高,但是要高于第三世界国家工人的生产力和其他的赚钱机会——像农业、家政服务以及个体经营的街头小贩等,这些经济部门没有因为受制于外部压力而人为抬高工资水平。
西非的跨国公司迫于压力而人为地支付高工资所引起的大量失业在 P.T.鲍尔教授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中就被提及了:
我曾问尼日利亚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的一家子公司)位于伊巴丹的一家卷烟厂的经理,如果可以的话,能否在不提高工资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他回答说,他现在面临的唯一的问题就是控制住蜂拥而至的求职者。约翰·霍特公司(John Holt)及其制革厂在卡诺的区域代理人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1949 年 12 月,卡诺的一家农产品采购公司辞退了两名职员,在没有公布该职位空缺的情况下,该公司两天之内就收到了五六十封求职信。这家公司打算建一座花生压榨厂。一直到了 1950 年 6 月份机器装置都还没有安装好,但是公司无须发布招聘广告就已经收到了大约 700 封求职信……我了解到欧洲啤酒厂及最近建立的文具制造商也不断收到大量求职信。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这种情况也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21 世纪的南非求职者的数量远远超过工作岗位,他们仍然要排队等候。正如《纽约时报》的报道:
6 年前,当虎牌车轮公司(Tiger Wheels)在这个不发达的工业城镇建立了一家车轮制造厂,求职者蜂拥而来,首席执行官艾迪·庆山(Eddie Keizan)不得不让人搭了一个瓦楞钢板屋顶,让这些求职者躲避中午的炎热。
“有成百上千的人一天又一天地坐在公司大门口,坐在太阳底下,”庆山先生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工作岗位,但是他们却不愿相信。”
既然像基本经济学原理表明的那样,更低的工资水平能增加就业,达到我们期望的结果,为什么工资水平不能根据供给与需求降下来呢?同一则报道中是这样说的: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大批的非熟练工人降低了劳动成本。但是,南非领导人发誓绝不会让他们的国家成为西方国家的血汗工厂,因此政府会满足拥有强大政治力量的工会的要求,实行新的保护措施,增加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