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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是世界上最大的饮料公司,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销售超过500种充气和不充气饮料。在这500个品种里,有15个品牌估值超过10亿美元,包括可口可乐、健怡可乐、芬达、雪碧、维他命水、动乐、美汁源、简易、乔治亚、戴尔山谷。
巴菲特与可口可乐的关系,可以回溯到他的童年时代,他5岁时第一次喝到可口可乐。不久之后,他就开始显现出企业家精神,你或许还记得第1章里提到的,他花25美分批发来六罐可乐,然后以5美分一个的价钱卖出去。在接下来的50年里,虽然他目睹了可口可乐非凡的成长,却没有买,取而代之的是,他买了纺织厂、百货公司、农场设备制造商。即便在1986年,当可口可乐公司的樱桃可乐,被伯克希尔公司选为年会的正式官方饮料时,巴菲特还是一股可口可乐都没买。直到两年之后,1988年的夏天,巴菲特开始买入。
准则:简单易懂
可口可乐的生意相当简单,公司购买大宗原材料,然后根据配方生产浓缩原浆,卖给装瓶商,再由他们将浓缩原浆与其他成分合成成品。装瓶商将成品卖给零售商,包括小商铺、超市、自动贩售机。公司也面向餐馆和快餐连锁店提供软饮料,在那里,它们被分装在杯子和玻璃瓶里卖给顾客。
准则:持续的经营历史
没有哪家公司能与可口可乐的持续运营历史相提并论,创立于1886年的可口可乐只卖一种产品,大约130年后的今天,可口可乐仍然卖着同样的饮料,辅以少许其他产品。重大的不同在于,公司的规模和覆盖的地域版图,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进入20世纪之时,公司雇佣了10名推销人员跑遍全美,那时一年销售116492加仑的糖浆,销售金额达到148000美元。成立50年之后,公司年销售2亿件软饮料(销售单位从以加仑计变为以件计)。巴菲特说:“很难找到一个公司能与可口可乐相比较,有十年的记录、销售不变的产品。”<a id="ch26" href="#ch26-back">[26]</a>今天,可口可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饮料、速溶咖啡、果汁、果汁饮料提供商,每天售出17亿份。
准则:良好的长期前景
1989年,在伯克希尔宣布它持有6.3%的可口可乐公司股权后,巴菲特接受了《塔特兰大宪章》的商业记者梅利莎·特纳的采访。她问了巴菲特一个经常被提及的问题:为什么没有更早买入可口可乐的股票?巴菲特谈到了他在做最终决定时的想法。
他说:“让我们假设你将外出去一个地方十年,出发之前,你打算安排一笔投资,并且你了解到,一旦做出投资,在你不在的这十年中,不可以更改。你怎么想?”当然,不用多说,这笔生意必须简单、易懂,这笔生意必须被证明具有多年的可持续性,并且必须具有良好的前景。“如果我能确定,我确定市场会成长,我确定领先者依然会是领先者——我指的是世界范围内,我确定销售会有极大的增长,这样的对象,除了可口可乐之外,我不知道还有其他公司可以做得到。”巴菲特解释道,“我相对可以肯定,当我回来的时候,他们会干得比今天更好。”<a id="ch27" href="#ch27-back">[27]</a>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特定的时点买入呢?因为巴菲特所描述的可口可乐的商业属性早已存在了数十年。他说,吸引他目光的是发生在可口可乐领导层的变化,1980年罗伯托·戈伊苏埃塔成为公司董事长,唐纳德·基奥成为总裁。
变化是巨大的。整个20世纪7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麻烦不断,惹起装瓶商的争议,美汁源园区的农民的受虐待指控,环境保护主义者指责可乐的单向容器加重了环境污染,联邦交易委员会指控公司的独占连锁体系违反了谢尔曼反垄断法。可口可乐的国际业务也是踉踉跄跄,因为公司授权以色列连锁,阿拉伯世界抵制可乐,拆毁了投资多年的工厂。日本曾经是增长最快的国家,却也是公司失误连连的地方,26盎司的可乐罐在货架上发生爆炸,此外,日本消费者对于公司在葡萄味芬达里加入人造煤焦油色素感到气愤。当公司开发出使用真正葡萄皮的新款饮料时,却因为发酵变质被倒入东京湾。
整个70年代,可口可乐支离破碎,在饮料行业里也没有创新。尽管如此,公司依然继续创造着数以百万计的利润。保罗·奥斯汀1962年出任总裁,1971年出任董事长,他没有用赚来的利润在饮料行业里继续投资,而是打算多元化,投资水利项目、养虾厂,尽管利润微薄,还买了一个酒厂。股东们心怀怨恨地反对,认为可口可乐不应该与酒精有关。为了回击这种声音,奥斯汀花了史无前例的巨资大打广告。
同时,可口可乐净资产回报率高达20%,但税前利润率开始下滑。1974年,在熊市的末期,公司市值为31亿美元,六年之后,升至41亿美元。换言之,从1974年到1980年,公司市值的成长率仅仅是每年5.6%,严重跑输标普500指数。在这六年中,公司留存的每一美元仅仅创造了1.02美元的市值。
奥斯汀的独断专行损害了可口可乐公司荣辱与共的精神。<a id="ch28" href="#ch28-back">[28]</a>更糟糕的是他的夫人珍妮对公司造成的损害,她换掉公司经典的诺曼·罗克韦尔<a id="ch29" href="#ch29-back">[29]</a>的画作,用现代画重新装饰公司总部,甚至动用公司的喷气飞机四处搜寻艺术品。不过这可能是她的最后一单了,因为她的行为加速了丈夫的倒台。
1980年5月,奥斯汀夫人强令公司公园不再开放给员工享用午餐。她抱怨,落在地上的食物招引鸽子,破坏了草坪的美观。员工们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公司91岁高龄的家长、公司金融委员会主席罗伯特·伍德拉夫(曾经在1923~1955年领导公司)受够了,他要求奥斯汀辞职,起用罗伯托·戈伊苏埃塔替代他。
戈伊苏埃塔生长于古巴,是可口可乐第一个出生在外国的首席执行官,相对于奥斯汀的沉默寡言,他是个外向的人。他首先的行动之一,就是在加州的棕榈泉召集可口可乐公司50名高层开会,他说:“大家说说哪里出了问题,我想知道全部。一旦问题得到解决,我希望得到100%的忠诚。如果你们中仍有谁不满意,我们将给予妥善的安排,然后说再见。”<a id="ch30" href="#ch30-back">[30]</a>从这个会议开始,公司的启动了《八十年代的策略》,一个900字的小手册勾勒出可口可乐公司的目标。
戈伊苏埃塔鼓励他的经理们去冒合理的风险,他希望可口可乐首倡行动,而不是反馈。他开始削减成本,他要求可口可乐拥有的任何生意都必须优化其资产回报。这些措施迅速起效,利润率开始提升。
准则:利润率
1980年,可口可乐的税前利润率低至12.9%。利润率连续五年下跌,并且明显低于公司1973年18%的利润率。戈伊苏埃塔上任后的第一年,利润率恢复到13.7%。到1988年,巴菲特买入可口可乐股票的那一年,利润率已经攀升至创纪录的19%。
准则:净资产收益率
在《八十年代的策略》的小册子里,戈伊苏埃塔指出,公司将剥离全部无法产生令人满意的资产回报的生意。任何新投资项目,必须具备足够的成长潜力才予以考虑。可口可乐对于在呆滞的市场上战斗不再感兴趣。“提升每股盈利、提升净资产回报率才是这个游戏的主题。”戈伊苏埃塔声明。<a id="ch31" href="#ch31-back">[31]</a>他以行动践行自己的诺言:可口可乐酒业生意在1983年卖给了西格拉姆公司。
尽管公司在7年里取得了令人尊敬的20%的净资产回报率,但戈伊苏埃塔并未止步,他要求再接再厉,继续加油。到1988年,可口可乐公司的净资产回报率达到了31%。
以任何衡量标准来看,戈伊苏埃塔的可口可乐都抵得上两个或三个奥斯汀时代的可口可乐。这种结果也反映到公司二级市场的市值上,1980年的市值是41亿美元,到了1987年年底,虽然10月份发生了股市崩盘,市值还是上升到141亿美元。这7年里,可口可乐公司的市值以19.3%的年复利速度成长,在此期间,可口可乐留存的每一美元,都产生了4.66美元的市场价值。
准则:坦诚
戈伊苏埃塔的《八十年代策略》包括了对于股东利益的考虑,“在下一个十年,我们将继续向股东承诺,保证和提升他们的投资。为了给予股东们超越平均水平的回报,我们必须选择能战胜通货膨胀的投资。”<a id="ch32" href="#ch32-back">[32]</a>
戈伊苏埃塔不仅需要保证公司业务成长——这需要投资资金,他还需要提升股东价值。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可口可乐公司提升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一边提高分红数量,一边降低分红率。整个20世纪80年代,公司的分红数量每年提高10%,同时,分红率从65%降低到40%。这使得可口可乐公司既能将更大比例的公司盈利投入扩大再生产以保证公司成长,同时又对得起股东。
在戈伊苏埃塔的领导下,可口可乐公司的愿景变得一目了然:管理层的主要目标,就是随着时间推移,将股东利益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公司专注于高回报的软饮料生意。如若成功的话,这种成功会表现为现金流的上升、净资产收益率的上升,最终,是股东回报的上升。
准则:理性
净现金流的上升不仅能使可口可乐公司提高给股东的分红,而且使公司有机会首次尝试回购公司股份。1984年,戈伊苏埃塔宣布,公司将在公开市场回购600万股公司股票。只有当内在价值高于股票市价,回购股份才是明智理性的。这种由戈伊苏埃塔首创的回购机制,旨在提高股东的净资产回报率,这表明可口可乐公司已经到了引爆点。
准则:股东盈余
1973年,可口可乐公司股东盈余(税后利润+折旧-资本开支)是1.52亿美元。到1980年,股东盈余达到2.62亿美元,成长率为年复利8%。从1981年到1988年,股东盈余从2.62亿美元上升到8.28亿美元,成长率为年复利17.8%。
如果我们以十年为期观察可以很明显看到,可口可乐的股价反映出了股东盈余的增长。从1973年到1982年,可口可乐公司股票回报的增长率为6.3%。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从1983年到1992年,在戈伊苏埃塔领导的新政下,公司平均的年复利回报为31.1%。
准则:抗拒惯性驱使
当年戈伊苏埃塔接手公司之初,他首先抛弃了前任董事长保罗·奥斯汀发展的不相关的产业,回归公司的核心业务:卖糖浆饮料。这是可口可乐公司抗拒惯性驱使的明证。
无可否认,让公司回归为一个单一产品的企业,这是个大胆之举。更令人称道的是,当整个行业都在竞相多元化的时候,戈伊苏埃塔却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心智与行动力。当时的几家饮料业巨头都在用它们的盈利投资一些非相关的行业,安海斯-布希公司用它们从啤酒业务赚来的钱投资主题公园。百富门公司(Brown Forman),一家酒业巨头,用其利润投资了瓷器、水晶、银、箱包生意,所有这些投资的回报都非常低。施格兰公司(Seagram),一家全球烈酒和红酒商家,买下了环球影城乐园。百事可乐(可口可乐最大的竞争对手),买下了休闲食品公司(菲多利公司)和餐馆,包括塔可钟、肯德基、必胜客。
更重要的是,不仅戈伊苏埃塔的行动专注于公司最大、最重要的产品,而且整个公司资源都向最具利润率的业务倾斜。因为销售饮料的利润远远大于其他业务,公司将盈余再投资仍然投向回报最高的业务。
准则:确定价值
当巴菲特1988年首次购买可口可乐时,人们不禁要问:“可口可乐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当时,PE是15倍,股价是现金流的12倍,分别比市场平均水平高出30%和50%。巴菲特支付了5倍的市净率,这样只有6.6%的收益率,相对于长期国债9%的收益率,似乎并不具有吸引力。巴菲特愿意这样做是因为可口可乐无可比拟的商誉,公司用相对较少的资本支出,能够取得31%的净资产回报率。巴菲特解释,股票的价格说明不了价值。可口可乐的价值和其他企业一样,取决于未来公司存续期内,所有预期股东盈余的折现。
1988年,可口可乐公司股东盈余为8.28亿美元,美国30年期国债的利率(无风险利率)是9%。以1988年盈余,使用9%作为贴现率,可以算出公司价值92亿美元。当巴菲特购买可口可乐时,公司的总市值为148亿美元。猛一看,巴菲特买高了,但是别忘了,92亿美元的估值是基于当时盈余的计算。如果有买家愿意多付60%的代价,一定是因为看到了可口可乐公司未来成长的机会。
分析可口可乐公司,我们会发现,从1981年到1988年,公司的股东盈余年成长率为17.8%,高于无风险利率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分析人员会使用两段贴现法进行分析,假设公司未来的一段时间以高速增长,然后以稍慢些的水平增长,在这两个不同阶段,使用不同的贴现率,然后相加,得出公司的估值。
我们可以用两段法计算1988年公司未来现金流的现值。1988年可口可乐股东盈余是8.28亿美元,如果我们估计它能在下一个十年里,保持15%的增长(这是一个合理的预估,因为这低于它过去七年的平均增长率),届时股东盈余将达到33.49亿美元。让我们继续测算,从第11年起,它的增长率降低到了每年5%,用9%的贴现率(当时的长期国债收益率),我们可以推算出,在1988年可口可乐的内在价值是483.77亿美元。
我们可以重复用不同的增长率假设进行计算。如果我们假设可口可乐下一个十年的股东盈余增长率是12%,然后是5%的增长率,以9%贴现率,公司当下内在价值为381.63亿美元。如果下一个十年增长10%,然后5%,那么价值是324.97亿美元。即便我们假设可口可乐今后的所有增长率只有5%,公司也至少值207亿美元。
准则:以有吸引力的价格买入
1988年6月,可口可乐的股价大约是10美元/股(已做除权调整),随后的10个月,巴菲特共投资10.23亿美元,买入9340万股,他的平均成本为10.96美元/股。到了1989年年底,对可口可乐的投资占到了伯克希尔公司投资组合的35%,成为绝对的重仓股。
自戈伊苏埃塔80年代开始接管公司起,可口可乐的股价每年都在上涨。在巴菲特第一次出手的前五年,股价年均上涨18%。公司前景如此美好,以至于巴菲特无法以更低的价格买入。他告诉我们,价格和价值是两码事。
1988年和1989年在巴菲特买入期间,可口可乐的估值平均在151亿美元左右,但巴菲特的估值是207亿美元(假设5%的股东盈余增长)、或381亿美元(假设12%的增长),或483亿美元(假设15%的增长)。巴菲特的安全边际——相对于内在价值的折扣——从保守的27%到乐观的70%。
巴菲特说,最好的生意是那些长期而言,无需更多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却能保持稳定高回报率的公司。在他心目中,可口可乐是对这个标准的完美诠释。在伯克希尔买入十年之后,可口可乐公司的市值从258亿美元上升到1430亿美元。在此期间,公司产生了269亿美元利润,向股东支付了105亿美元分红,留存了164亿美元用于扩大再生产。公司留存的每一美元,创造了7.20美元的市场价值。到1999年年底,伯克希尔最初投资10.23亿美元持有的可口可乐公司股票市场价值116亿美元,同样的投资,如果放在标普500指数上只能变成30亿美元。
通用动力公司
通用动力公司是个军工企业,1990年,它在美国是仅次于麦克唐奈·道格拉斯的第二大国防产品承包商,它的产品包括给军方提供导弹系统、防空系统、航天飞船、战斗机(F-16等)。1990年公司综合营业额为100亿美元,1993年营业额下降到35亿美元,尽管如此,公司的股东价值在此同期却上升了7倍。
1990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长期的、代价高昂的冷战的结束。次年,苏联也随之解体。伴随着每一次来之不易的胜利,从二战到越南战争,美国都会大规模精简重整一次国防资源。现在,冷战结束了,美国军工企业处于再一次的重整之中。
1991年1月,通用动力公司任命威廉·安德斯为CEO时,公司股价处在十年的低点19美元/股。起初,安德斯试图让华尔街相信,即便国防工业缩减了预算,通用动力公司依然颇具价值。他开始着手重组公司结构,希望去除那些引起分析师歧义的财务上的不确定性。他削减了10亿美元资本性开支和研发费用,裁员数千人,建立了基于公司股价表现的激励机制。
安德斯意识到国防工业的根本性变化,他大踏步地进行变革,而不是小打小闹。大规模的国防订单在缩减,小规模的订单令公司缩减规模,向非军工领域进行多元化的发展。
准则:抗拒惯性驱使
1991年10月,安德斯专门定制了一份有关国防工业的调研报告,结论并不乐观:国防军工类企业由军品转向民品,失败率为80%。只要军工企业保持产能过剩,这个行业中将没有一家企业能具有高效率。安德斯得出结论:如果想成功,必须理性地处理通用动力的生意。他决定通用动力只保留如下生意:①证明被市场接受的产品;②能够达到临界规模的产品,其研发和产能相匹配,能达到最佳经济规模和财务指标。未能达标的业务将被出售。
最初,安德斯相信通用动力应该专注于四个核心业务:潜艇、坦克、飞机和太空系统。这些业务在市场上居于领导地位,即便在收缩的军工市场中,它们依然保持强有力的地位。除了这些之外,余下的生意陆续被出售。1991年11月,通用动力将其数据系统以2亿美元卖给电脑科技公司。转年,将赛斯纳飞机公司以6亿美元卖给德事隆公司,导弹系统以4.5亿美元卖给休斯飞机公司。6个月之内,公司共出售了价值12.5亿美元的非核心业务。
安德斯的行动唤醒了华尔街,通用动力公司的股价1991年上升了112%。他接下来的动作引起了巴菲特的关注。
手握大量现金,安德斯声明,首先将满足公司流动性的需要;其次,减少债务以令公司财务更为健康。在减少负债后,通用动力产生的现金依然超出需求。由于在军工产业订单收缩的大背景下,增加产能是不明智的,同时向非军工产业扩张也多导致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安德斯决定用多余的现金回馈股东。1992年7月,以荷兰式拍卖方式,通用动力以每股65.37~72.25美元回购了1320万股,减少了30%的股本。
1992年7月22日的早晨,巴菲特致电安德斯,告知伯克希尔公司购买了430万股通用动力股票。巴菲特告诉对方,通用动力公司令人印象深刻,购买是出于投资目的。同年9月,巴菲特将伯克希尔的投票权授予通用动力的董事会代为行使,条件是:只要安德斯还担任CEO。
准则:理性
在所有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中,通用动力投资案最具争议性。它完全不同于巴菲特之前的投资记录。该公司并不简单易懂,没有持续的杰出表现,也没有表现出长期的良好前景。不仅公司所处行业被政府控制(90%的销售来自政府合同),而且整个行业处于萎缩状态。通用动力公司利润可怜,净资产收益率也低于平均水平。更糟糕的是,公司未来的现金流不可确知。
那么,巴菲特如何确定其价值呢?答案是,巴菲特投资之初,并未将其当做长期持有的投资对象。他购买通用动力是作为一个短期对冲的机会,所以之前的那些条条框框没有发生作用。
巴菲特说:“我们购买通用动力是件幸运的事,在此之前,我很少关注该公司,直到去年夏天,该公司宣布以荷兰式拍卖方式回购30%的股份。见到有对冲的机会,我开始为伯克希尔买进这只股票,希望赚点小钱。”<a id="ch33" href="#ch33-back">[33]</a>
但是随后,他改变了主意。最初的计划是参与荷兰式拍卖赚些小钱,“但当我开始研究公司时,我关注到比尔·安德斯就任CEO不久即取得的成就,这令我睁大了眼睛。安德斯具有清晰、明确、理性的策略,做事专注,在执行中充满了紧迫感,并且结果也真的是非常漂亮。”<a id="ch34" href="#ch34-back">[34]</a>由此,巴菲特放弃了短期对冲的打算,决定成为长期持有者。
很清楚,巴菲特对通用动力的投资,是比尔·安德斯抗拒惯性驱使取得成功的明证。尽管有评论指出安德斯的行为令一家大企业解体,但安德斯辩护说,自己的行为只不过是让公司未能实现的价值货币化。他1991年接任之时,通用动力的股价仅仅是其账面值的六折,在此之前的十年,公司对于股东的回报是年复利9%,而同行是17%,同期标普500指数是17.6%。巴菲特看到的是一个股价低于净资产、产生现金流、着手进行资产剥离计划的企业。此外,最重要的是,其公司管理层以股东价值为行为导向。
尽管早先通用动力公司认为飞机和太空系统部门是核心业务,安德斯还是决定卖掉它们。飞机部门卖给洛克希德公司,当时通用动力、洛克希德和波音三家公司合作各占1/3股份,共同发展下一代战术战斗机——F22。在买下通用动力1/3的份额后,洛克希德在F22项目中占有2/3,波音占1/3。太空系统部门卖给了马丁·玛丽埃塔公司,这是家航天运载火箭制造企业。出售这两项业务给通用动力公司带来了17.2亿美元现金。
随着现金滚滚而来,公司选择继续回馈股东。1993年4月,公司派发了每股20美元的特别红利。同年7月,公司又派发每股18美元的特别红利,10月再次派发每股12美元红利。1993年,公司总共派发每股50美元的特别红利给股东,并将季度分红从每股0.40美元提高到0.60美元。
从1992年7月到1993年年底,伯克希尔当初以每股72美元购买的股票,收到2.6美元的普通红利和50美元的特别红利,分红之后,每股价格上升为103美元。这笔投资在18个月的时间共录得116%的回报。毫无疑问,在此期间,通用动力公司的股价表现不仅超越同行,也远远超越了标普500指数。
富国银行
如果说通用动力公司是巴菲特最令人迷惑的投资案例,对于富国银行的投资就是最具争议的案例了。1990年10月,巴菲特宣布伯克希尔投资2.89亿美元购买500万股富国银行的股票,均价57.88美元/股。伯克希尔拥有10%的富国银行股票,成为该公司最大股东。
那年年初,富国银行股价还是86美元/股,但是随后,投资者开始抛弃加利福尼亚州的银行和信用社,他们担心席卷西海岸的房地产萧条,会导致银行在商业地产和住宅方面的坏账大幅增加。因为富国银行是加州最大的商业地产贷款提供者,投资者大幅抛售其股票,而卖空者也乘机兴风作浪。卖空的仓位在10月份跳升了77%,与此相反,巴菲特此时开始买进。
在伯克希尔成为第一大股东的第二个月,围绕着富国银行的战斗堪称是场重量级的较量。一方是巴菲特代表的看多一方,投了2.89亿美元押富国银行会上升;另一方是空方,打赌已经下跌49%的富国银行注定会继续下跌。美国最大的卖空商费什巴赫兄弟公司(Feshbach Brothers)与巴菲特唱起了对台戏,该公司在达拉斯的一位基金经理汤姆·巴顿说:“富国银行就是一只死鸭子。我虽然不敢说它已经到了破产的境地,但它的确已经不堪一击。”<a id="ch35" href="#ch35-back">[35]</a>巴顿的意思是富国银行的股价会从哪儿来、跌回哪儿去。保德信证券公司(Prudential)的分析师乔治·塞勒姆说:“巴菲特以买便宜货和长期持有闻名,但是加州很可能成为下一个得克萨斯州(房地产崩溃的危险之地)。”<a id="ch36" href="#ch36-back">[36]</a>他指的是,发生在得克萨斯州的由于能源价格下滑导致的银行危机。《巴伦》杂志的约翰·李休说:“如果他在底部买入银行股,巴菲特并不担心等的时间更久些。”<a id="ch37" href="#ch37-back">[37]</a>巴菲特非常熟悉银行业务。早在1969年,伯克希尔就购买过98%的伊利诺伊国民银行信托公司。《银行控股法案》出台之后,要求伯克希尔剥离银行业务,在此之前,巴菲特在伯克希尔的年报中,每年都会提到银行的营收与利润情况。银行业务在伯克希尔掌控的企业占有一席之地。
就像杰克·林沃尔特帮助巴菲特懂得保险业的复杂一样,伊利诺伊国民银行的董事长吉恩·阿贝格教会巴菲特认识银行业务。巴菲特知道,如果能够谨慎放贷和控制成本,银行是个有利可图的生意。“经验表明,那些不知控制成本的企业经理人,总会在花钱方面足智多谋,”巴菲特说,“而那些善于控制成本的经理人却总是能找到节约的新途径,尽管他们已经干得很好。在这方面吉恩·阿贝格是个好榜样。”<a id="ch38" href="#ch38-back">[38]</a>
准则:良好的长期前景
富国银行可不是可口可乐,很难想象可口可乐会失败,但银行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意模式。银行可能失败,而且历史上,的确有很多银行破产。巴菲特指出,银行的失败多归咎于管理层的失误,他们发放那些非理性的贷款。银行业的总资产通常是净资产的20倍,所以,任何一个管理上的愚蠢的小失误,都足以侵蚀一家银行的全部净资产,导致其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