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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保守的投资群体来说——那些国债和蓝筹股的投资者，这无异于向水晶球求问未来之事，属于江湖术士的下三滥手段。但是，作为一位经受过良好训练的物理学家，索普却认为这相当于根据固定参数对未来结果的概率进行推算，这不正是物理学家和工程师的日常工作吗？
通过运用预测波动性的方法和能力，索普和卡索夫意识到存在着大量价格失准的权证：有些价格过高，有些则是过低。他们于1967年合写了一本叫做《战胜市场：一个科学的股票市场系统》（<i>Beat the Market</i>:<i>A Scientific Stock Market System</i>）的著作，书中描述了这一发现。该书是量化投资的开山之作，一经面市立刻成为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投资指南之一。
《战胜市场》直刺当时学术圈日渐流行的理论：持续战胜市场是不可能的。该理论的正式名称是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EMH），是由芝加哥大学的金融学教授尤金·法玛（Eugene Fama）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的。
有效市场假说的基础是市场运动遵从随机游走，且当前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关于市场的已知信息。果真如此的话，人们就不可能获知市场的未来涨跌情况——不管是整体市场，还是个股、货币、债券、商品，无不如此。未来是随机的，就像掷硬币一样。一言以蔽之，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理论最终催生了规模达万亿美元的指数基金市场。指数基金背后的思想是，既然积极管理不可能持续带来高于市场回报的利润，那么为何不以更低的成本投资整体市场——比如标准普尔500指数呢？
对于随机游走，索普自然可以完全理解，这正是他用来确定权证价格的工具，但对于有效市场假说，他认为纯属学术清谈，是象牙塔里的学究运用高深数学和模糊逻辑的自娱自乐。传统观念还认为庄家是不可战胜的呢，不是也被他推翻了吗？这时的他自信满满，觉得自己在股市也能依样画葫芦，大获全胜。
很快，索普和卡索夫便用他们的科学系统将权证投资了个遍，结果赚了个盘满钵满。同事们听说他们屡战屡胜，纷纷要求入伙。很快，他们的客户便超过了10人，达到了作为一个投资顾问必须向政府报告的门槛。对索普来说，为多人打理投资的最佳方式是创造一个单一的资产池，但他不知道该如何操作。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来自当时正在迅速崛起为世界上最精明的投资者的人：沃伦·巴菲特。
1968年夏，索普从欧文市驱车前往拉古娜海滩，巴菲特在那儿有一栋别墅，只要他不在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办公室里赚取百万美元，就经常去那儿度假。
当时巴菲特正在削减投资池——巴菲特有限合伙公司（Buffett Limited Partnership）的规模，将资产返还给投资者,包括新英格兰州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几年后，巴菲特将伯克希尔-哈撒韦改造成了现金流制造机，从此踏上成为“奥马哈先知”（Oracle of Omaha）和世界首富的康庄大道。
但是，巴菲特并没有对索普的拜访流露出多少热忱。当时，他觉得市场状况不是很好，决定暂时收手。他的一位投资人——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校长拉尔夫·杰拉德（Ralph Gerard）不得不寻找新的投资途径。于是他想到了索普，将这位在股票权证市场上“佛挡杀佛”的数学高手推荐给了巴菲特。
巴菲特向索普解释了自己的合伙制度：一种由本杰明·格雷厄姆创造的合法结构。格雷厄姆被尊为价值投资之父，是巴菲特的导师，也是《聪明的投资者》（<i>The Intelligent Investment</i>）一书的作者。前《福布斯》杂志作者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Alfred Winslow Jones）也采用过类似的结构。这就是对冲基金。
194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保护小投资者免受共同基金经理欺诈的《投资公司法》（<i>Investment Company Act</i>），但国会设置了一个例外。如果基金经理将投资人限制在99人或以下，且每人的资产规模不低于100万美元，同时又不进行广告宣传，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格雷厄姆的投资在大萧条期间遭受了重创。他的投资风格出了名的保守，投资目标只限于他认为有着固若金汤的“安全边际”的公司，而琼斯的风格就要激进多了。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的《时代》杂志作家兼编辑善于对股票短期波动下注，也喜欢对股票崩盘进行投机。1949年，他创建了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对冲基金——琼斯公司（A.W.Jones＆Co），初始资本金为100000美元，其中40000美元是他自己的钱。
为了进一步回避政府监管，琼斯公司以离岸的方式注册，每年收取20%的绩效费。为了降低基金的波动性，他“卖空”一定的股票，以期从下跌中赚钱；同时也“做多”一定的股票，从上涨中获利。
理论上讲，这样做能在市场状况好坏相间时改善回报。空头头寸“对冲了”多头组合，这就是“对冲基金”的意思。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对冲基金”才开始流行起来。琼斯的基金业绩骄人——开业的第一个10年总回报率高达670%，远远超过了当时共同基金的佼佼者德莱福斯（Dreyfus Fund）的358%。一时间，人们群起效仿琼斯。
记者出身的琼斯就这样成了最早的宽客。他使用统计分析来改善基金的风险管理；为了放大回报，他采用了杠杆，也就是举债投资。对于头寸构筑合理的基金来说，杠杆可以带来诸多好处，但一旦价格运动对头寸不利，所遭受的打击也是致命的。
在20世纪60年代奔腾的牛市中，其他明星对冲基金经理，如匈牙利学者乔治·索罗斯，也开始崭露头角。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统计，1968年，有140只对冲基金在美国运营。现在，爱德华·索普要在这份名单上加上一个新的名字。
1969年，索普的机会来了。这一年，嬉皮士开始在海特—阿什伯里<a id="w2"></a><a href="#m2"><sup>[2]</sup></a>聚会。那时越南战争也打得如火如荼。纽约喷气机队（New York Jets）在乔·纳马恩（Joe Namath）的带领下击败了巴尔的摩小马队（Baltimore Colts），赢得了超级碗。但索普的雷达紧紧地锁定着一个目标：赚钱。
就在此时，索普遇到了杰伊·里根（Jay Regan）。里根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主修哲学，当时在费城的布彻与谢勒德经纪公司（Butcher＆Sherrerd）上班。他比索普整整小10岁，之前读过索普的《战胜市场》，并被书中的革命性投资策略深深吸引。里根认定这位西海岸的科学怪才会大获成功，于是他给索普打电话要求碰面。
里根说，他在东海岸颇有点关系，可以助其开办基金，还能搞到有价值的可靠市场消息。索普对这个主意挺感兴趣，这样一来他就不必把时间浪费在应付经纪人和会计师身上了。
他们达成了一致意见：索普继续待在纽波特海滩，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当他的教授，同时负责基金的投资策略，而里根负责把基金开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密切关注华尔街的一举一动。基金的名字一开始叫做可转换对冲合伙基金（Convertible Hedge Associates），1975年改名为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Princeton-Newport Partners）。
与此同时，索普并没有停下手中关于权证定价公式的研究工作，继续为自己的新科学股票市场系统寻找用武之地。索普用自己的方法检查了成百上千种权证，他发现绝大多数权证的价格都被高估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投资者总是过于乐观，认为权证在到期时一定会是“价内”<a id="w3"></a><a href="#m3"><sup>[3]</sup></a>的——这意味着IBM的股票在未来12个月后将攀上110美元，这一点倒是与赌徒总是喜欢把注压在自己喜欢的球队身上十分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