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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受到了广泛关注。《华尔街日报》在头版报道了该基金：《玩转胜算：电脑公式成为市场成功秘诀》（<i>Playing the Odds</i>:<i>Computer Formulas are One Man's Secret to Success in the Market</i>）。
文中说：“据接近该基金的经纪公司的可靠消息透露，其年均净资产增长率达到20%以上。”更为瞩目的是，当时市场正因高通胀和水门事件而处于自大萧条以来最艰难的时期。1974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6%，而索普的基金盈利9.7%。接着，文章描述了世界上最老道的投资操作：
索普依靠将合理的数学公式写成电脑程序来寻找期权及其他可转换证券与标的股票的反常关系。电脑模型告诉索普可转换证券的合理价位是多少……波动性和转换条款都作为相应参数输入电脑。索普的基金预示着资金管理正在向定量化、机械化转变，计算机将在资金管理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
最终，华尔街的投资者都将成为索普的徒子徒孙。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增长势头相当猛烈，连续11年获得两位数的回报（扣除索普和里根按对冲基金业惯例收取的20%绩效费）。事实上，自从该公司运营以来，从未出现过年度甚至季度亏损的情形。1982年，索普辞掉了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教职，开始了全职的资金管理生涯。
索普的胜利势不可挡，即使市场下跌的年份也不能阻止他赚钱。1985年11月（该基金的财务年度以11月为结束），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报告当年业绩为增长12%，而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20%。当时，索普和里根管理的资金已高达1.3亿美元，而索普的初始资金是曼尼·基梅尔在1961年给他玩21点的10000美元！（在1969年基金成立的时候，这10000美元已经扩张到140万美元了。）
但索普并未因此满足，他时刻寻找着新的千里马。1985年，他遇到了刚从摩根士丹利跳槽的脾气古怪的天才交易员格里·班伯格（Gerry Bamberger）。班伯格创造了一种高明的股票交易策略，后来被称为“统计套利”（statistical arbitrage，“stat arb”）。这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交易策略，几乎无懈可击，不管市场运动方向如何都能盈利。
这正是索普要找的。
格里·班伯格发现统计套利纯属偶然。他来自长岛，身材高大，天资聪颖，是个正统的犹太教徒。1980年，班伯格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学位，随后加入摩根士丹利。在这里，他所在的团队负责为所有股票操作提供分析和技术上的支持。
班伯格的职责是为摩根士丹利的大宗交易部门编写交易软件。大宗交易指的是一次交易量在10000股以上的交易，客户大多是共同基金这样的机构投资者。大宗交易使用“配对策略”（pairs strategy）来使损失最小化。如果大宗交易部门持有了大量通用汽车的股票，那么他们就会卖空福特汽车，以冲抵通用汽车股价下跌的损失。班伯格的软件可以为交易员提供这些成对的相对头寸的最新信息。班伯格注意到，大宗交易通常会导致一对中的一只股票出现强烈波动，而另一只股票却几乎原地不动。这样一来，两只股票价格之间的区别，即“价差”，就会暂时出现异常。
假设在通常情况下，通用汽车股票的价格是10美元，而福特的股价是5美元。通用的大买单可能导致其价格暂时蹿升到10.5美元，与此同时，福特的价格仍然是5美元，两只股票之间的“价差”便扩大了。
班伯格意识到，可以通过跟踪历史模式和快进快出来把握这些稍纵即逝的机会。他可以卖空一对中上升（或下降）的股票，在价差恢复正常水平时获利；也可以买入（或卖空）一对中价格不变的股票，从而在另一只股票没有回到原始价格的情形下为自己提供保护——只要价差恢复历史水平，多头头寸迟早是要上涨的。
这其实就是古老的低买高卖游戏的量化版。
班伯格向上司建言了自己的想法。1983年，他进入股票交易部，组建了一个交易小组，分配到500000美元资金，开始了日进斗金的职业生涯。到9月时，他的小组多空头寸价值之和就达到400万美元，1984年初，又进一步攀升到1000万美元，并于10月达到1500万美元。1985年，班伯格小组名下已有了3000万美元。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摩根士丹利的高层见不得如此赚钱的机器掌控在一个程序员手里，于是他们派农西奥·塔尔塔利亚（Nunzio Tartaglia）接管了班伯格的团队。班伯格怒不可遏，一走了之。
出生于布鲁克林的塔尔塔利亚是个特立独行的家伙。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在耶鲁大学获得物理学硕士学位，但他却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耶稣会。5年后，他又告别神职，前往匹兹堡大学攻读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70年代早期，塔尔塔利亚加入美林公司，成为一位零售经纪人。此后又辗转效力于5家公司，最后到摩根士丹利落了脚。
接手班伯格的团队后，塔尔塔利亚便将其更名为自动化自营交易（Automated Proprietary Trading，简称APT），并将办公地点移至埃克森大厦（Exxon Building）摩根士丹利总部19楼的一间12米长的单间中。塔尔塔利亚将原系统进行了自动化改造，将其直接与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超级订单转送及成交回报系统<a id="w5"></a><a href="#m5"><sup>[5]</sup></a>相连。不久，APT的交易量便占到了纽约股票交易所总成交量的5%。塔尔塔利亚入主的第一年，APT的统计套利策略创造了600万美元的利润，1986年更是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4000万美元，1987年又上升到5000万美元。带着些许神秘色彩，APT开始在华尔街声名鹊起。
1986年，塔尔塔利亚请来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天才大卫·肖（David Shaw）执掌APT技术部门。大卫·肖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也是并行处理<a id="w6"></a><a href="#m6"><sup>[6]</sup></a>专家。他基本没有什么交易经验，但学习能力超人，不久便被APT独特的交易策略所深深吸引。在同事眼中，大卫·肖性格腼腆，在异性面前总是一副自惭形秽的样子。他长得又高又瘦，看起来像只蜘蛛，但他却是最早涉足计算机约会<a id="w7"></a><a href="#m7"><sup>[7]</sup></a>的人之一——换句话说，他是个古典宽客。
摩根士丹利聘请大卫·肖时承诺，他可以开发自己的交易策略来赚取真金白银。但随着塔尔塔利亚逐渐掌握APT的大权，他开始竭力把利润颇丰的交易平台把持在一小撮人手里。大卫·肖意识到，他不可能再有交易的机会了。
他决定奋起反击，夺回主动权。1987年9月的一天，APT正在为高层作业务计划演示，和往常一样，大卫·肖负责并行处理和高速算法的演示，然而他突然开始阐述起债券套利策略来。会议结束后，APT的交易员和研究员们怒不可遏。大卫·肖越线了：程序员不能干涉交易事务，甚至谈论也是禁止的。那时，程序员和交易策略师之间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但随着交易越来越计算机化，两类人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从自身利益出发，大卫·肖希望摩根士丹利高层能够看到他的思想的价值。他也接触了不少高层管理人员，试图建立由他领导的全新研究团队，这个团队将成为量化计算机金融研究的科学实验室。但摩根士丹利高层对他的想法充耳不闻，塔尔塔利亚也毫不让步。在演示事件之后的那个周末，大卫·肖决定辞职，并在星期一将这一决定告诉了塔尔塔利亚。塔尔塔利亚愉快地接受了大卫·肖的辞呈，他也许早已把大卫·肖视为一个威胁了。
这或许是摩根士丹利历史上损失最惨重的人才流失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