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凶残的法玛食人鱼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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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早已证明，少数交易者脱颖而出是免不了会出现的事情，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技艺高超。给10000人每人一个25美分硬币，让他们一起掷。每一轮，掷到正面的都被淘汰。10轮之后，大概还有100人能够留下。20轮之后，可能还有三四个人可以继续留下。如果在华尔街，他们就会被奉为掷硬币专家，拥有掷币领域的高阿尔法。在法玛看来，巴菲特出现的概率和幸运的掷硬币专家没什么区别。

换句话说，根据法玛和弗伦奇的理论，从长期看，推动股价涨跌的因素并不是波动率（即贝塔），而是价值和规模。在阿斯内斯等学生眼中，这一结论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只要紧紧盯着这两个因素，就可以坐地分金了。买入便宜的蘑菇味比萨（小规模股票），卖空规模巨大的意大利香肠味比萨，就这么简单。

“确实存在某些无法解释的另类例子。在任何科学中都有看起来可以颠覆所有规则的反常现象。巴菲特，以及彼得·林奇执掌的富达公司麦哲伦基金，连年都能保持稳定的回报。但我不知道还有谁可以达到这样的成就。这些异类可能确实存在，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谁知道呢，”法玛笑着耸耸肩，“说不定明年他们就亏钱了。”

这一结论之于宁静的宽客界，就好比是维腾堡教堂大门上的95条论纲之于基督教，<a id="w12"></a><a href="#m12">^[12]</a>彻底颠覆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和信仰。他们所了解的真谛——神圣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被扒去了华丽的外衣。如果法玛和弗伦奇是正确的，那么价值和规模就是新的真谛。这两个东西就是一切。

法玛叹了口气。又是巴菲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学生们开始不断提及这个来自奥马哈的投资者。他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已经连续20年击败了标准普尔500指数。

旧真谛的捍卫者展开了反击。宽客祖师爷费希尔·布莱克（当时已是高盛的合伙人）是反击总司令。他写道：“法玛和弗伦奇……错误地理解了他们自己的数据。”夏普指出，法玛和弗伦奇的观察期恰好对价值因素有利，因为市场在从20世纪80年代石油危机和滞涨的泥淖中涅槃重生的10年中，价值股表现极为抢眼。

“那巴菲特又是怎么回事？”

但是，无论如何，法玛和弗伦奇的新真谛开始占据主流。

“也许是希望，也许是愚蠢。这很难说。”

抛开纸面上的理论纷争，金融界还经历了另一场大冲击：通过否定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法玛和弗伦奇打开了闸门，金融极客<a id="w13"></a><a href="#m13">^[13]</a>蜂拥而入，在新的河滩寻找闪闪发光的金块。阿斯内斯就是急先锋。

“那为什么人们还给这些资金管理者这么丰厚的报酬？”

最终，法玛和弗伦奇的新发现所带来的弊端超过了益处。越来越多的宽客沿着法玛和弗伦奇等人的道路越走越远，最后的结果远远超出了两位教授的想象——史上最快速、最凶猛的大崩盘。

“证据显示，试图选出上涨的股票是完全徒劳的，”法玛平静地说，“赚钱也一样。华尔街上的销售人员总是试图说服人们可以通过股票赚钱，这样他们才能拉到业务。但历史上还没有哪项研究表明积极的资金管理能够持续击败市场。数据所显示的事实就是如此。资金管理者有时业绩的确出色，但这通常纯粹是在走狗屎运。”

但这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那么，那些从股市中获利的家伙是怎么回事呢？他们能获利总得有理由吧。这不可能纯粹是运气呀。”

1990年的一天，阿斯内斯走进法玛的办公室，和他商讨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阿斯内斯十分紧张，心里怀着深深的负罪感。法玛给了他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学生梦寐以求的荣耀：做自己的助教。法玛的合作者弗伦奇对阿斯内斯也是赞不绝口。两人公开宣称阿斯内斯是自己在芝加哥带过的最聪明的学生。阿斯内斯觉得他在欺骗自己心中的英雄。

一位坐在前排的学生怯生生地举起了手。

阿斯内斯自己选定的博士论文题目与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相悖。通过对几十年数据的挖掘，阿斯内斯相信自己发现了一种奇特的反常趋势：处于跌势中的股票总是比理论跌幅（基于利润等基本面因素计算得出的）跌得深，而处于涨势中的股票也会比理论上的涨幅涨得多。

“关于市场有效性有许多重要结论，”法玛面向听众说道，“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从统计上讲，预知市场的下一步走向是不可能的。这其实就是随机游走理论所说的东西——市场的未来动向就像是掷硬币。不是向上走就是向下走，可能性一半对一半，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阿斯内斯的研究基于两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金融学教授的成果。纳拉辛汉·杰加迪西（Narasimhan Jegadeesh）和谢里登·梯特曼（Sheridan Titman）发现，在某个时段跌得最深或长得最凶的股票往往会沿着原来的方向继续运动。不出意料，他们也借用了一个物理学名词来形容这一现象：动量（momentum）。根据有效市场假说，动量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它隐含着识别未来上涨或下跌股票的方法。

有效市场假说，是半个世纪以来最著名也是生命力最强的关于市场如何运行的理论，也是法玛的孩子。这是一个极具影响力并被广泛接受的假说。事实上，与其说它是一个假说，倒不如说是上帝指派法玛作为经济学先知下凡到风城所传达的神谕。

阿斯内斯明白，动量对法玛的理论构成了直接挑战，他跃跃欲试。阿斯内斯清清嗓子，怯生生地说道：“我的论文是赞同动量说的。”

学生们照单全收，草草地把这些话全部记在笔记本上。

法玛托着腮帮子点了点头。过了几秒钟，他抬起头看着阿斯内斯，前额的皱纹逐渐挤到了一块儿。

法玛说：“市场是有效的。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在任意给定的时刻，股票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关于它们的已知信息。如果有大量的人正在喝可口可乐，那么这条信息一经公布，可口可乐的股票就会上涨。”

“如果数据确实如此，”他说，“那就写吧。”

他踱向黑板，写下6个字：有效市场假说。

阿斯内斯兴奋得说不出话来，他觉得法玛对数据结论的开放态度真是知识分子赤子之心的表率。

“我接下来所说的一切都不是真的。”法玛用他的波士顿后生口音冷冰冰地说道。

他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浩瀚的数据海洋中遨游，发掘出许多长期和短期的股价动量模式。一开始，阿斯内斯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发现有多么深远的意义——这些隐藏的市场模式可以为他带来无尽的荣华富贵，他只是为了能够完成论文、获得学位而欢欣鼓舞。至于金钱，那还不是手到擒来。

他的开场白就令在座的学生大吃一惊。

1992年，阿斯内斯开始写作博士论文。同时，他被声名显赫的高盛公司固定收益部门——高盛资产管理公司（Goldman Sachs Asset Management，GSAM）录用。那时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尚小，但成长迅速，到处招募年轻的学术才俊，不久便成长为华尔街最可怕的精英团队。

新学生对法玛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他的前额——又宽大又饱满，还有一堆深深的皱纹。每当他操着波士顿口音将市场智慧娓娓道来的时候，这些皱纹就开始上下起伏，就好像他脑袋中的思想按捺不住、迫不及待地想从他的大脑里喷薄而出似的。他穿着宽松的蓝色棉布衬衫和棕褐色休闲裤，看起来好像是哲学系逃出来的难民，而不是才思敏捷的金融界学术大腕。

阿斯内斯在高盛的第一份工作是搭建固定收益模型并交易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晚上和周末他还要忙着写论文。他开始认真考虑自己面临的选择：是待在学术界，还是去华尔街发财？

身体健硕的教授大踏步登上讲台，台下，学生已坐得满满当当，他们明亮的眼睛里充满着求知的渴望，急切地想弄明白股市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任课教授——尤金·法玛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现在是1989年9月，他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全世界金融市场和经济学领域最优秀的思想者之一。法玛挠了挠自己越来越稀少的头发，瞥了一眼面前这群20出头的年轻人。

他的决定主要还是在为自己着想。1992年1月，他接到了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电话。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位于西海岸，主要经营债券业务，总裁比尔·格罗斯以前也是个21点算牌高手（在大学时代，他就把《战胜庄家》和《战胜市场》看得滚瓜烂熟了）。格罗斯擅长日内交易，能够将赌博中的敏锐感觉运用到投资决策中。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被阿斯内斯发表的处女成果《OAS模型、期望回报和陡峭收益率曲线》（<i>OAS Models</i>,<i>Expected Returns</i>,<i>and a Steep Yield Curve</i>）所吸引，希望将他招致麾下。整个1992年，阿斯内斯通过电话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谈了好几次。1993年，太平洋决定录用他，负责搭建量化模型和工具。阿斯内斯觉得这个工作很理想，可以将学术研究和实战操作紧密结合起来。

这里不是加利福尼亚，当然也不是伯克利。这里是该死的纽约，这里是该死的摩根士丹利——世界上最大、最凶狠的投资银行之一，而穆勒身处的地方正是邪恶的中心。

高盛得知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想挖走阿斯内斯，马上决定在高盛资产管理公司给他安排相似的职位。于是阿斯内斯选择留在高盛，这样一来就不必远离罗斯林高地的家了。

一位朋友送给穆勒一束花，祝贺他开始新的职业生涯。这束花被送到了他交易室的那张桌子那里。这下可好，他周围一脸沧桑的交易员们炸开了锅，一拥而上围观起这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宽客小子和他的鲜花来。“这是什么鬼地方？”穆勒想着。这里能把人给逼疯了，所有人都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这里，汗流浃背地咆哮着，还穿着西装！

“看来你是个奶嘴男，为了离家近些不惜放弃更好的工作。”太平洋公司的猎头使出了激将法。

穆勒一时错愕。只见她正拿着电话对着芝加哥和东京的市场咆哮。在需要用电话赚钱时，礼貌都可以放到一边，穆勒算是学到了这一课。BARRA及其精致的量化模型好像突然被抛到了火星。

阿斯内斯一笑了之，他知道高盛才是他的舞台。1994年，在完成博士论文后不久，克里夫·阿斯内斯博士创建了高盛量化研究部（Quantitative Research Group）。这一年他28岁。

突然，邻座的女人一把将听筒从穆勒手中抢了过去：“我需要这部电话！”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博阿兹·魏因斯坦聚精会神地盯着眼前的马、兵、王和后。他感到十分紧张，局势对他十分不利。棋盘的另一端坐着面无表情的国际象棋神童乔舒亚·维茨金（Joshua Waizzkin），他就是1993年的电影《天生小棋王》（<i>Searching for Bobby Fischer</i>）的原型。

“你怎么可以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库珀问道。

魏因斯坦最后还是没能挽回败局，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对国际象棋的热爱。很快，他便杀得姐姐再也不愿意跟他下棋了。他缠着父亲给自己买了一款电脑国际象棋游戏，这样他就可以在家里下棋了。这一年，魏因斯坦16岁，已是美国国际象棋“终身大师”，距离成为大师只有几步之遥。<a id="w14"></a><a href="#m14">^[14]</a>

在许诺的办公室到位之前，穆勒只能在摩根士丹利那几乎足球场大的交易室中央的一张桌子上对付一下，他给在BARRA的前同事汤姆·库珀（Tom Cooper）打了个电话。库珀在波士顿一家对冲基金工作。

国际象棋并不是小魏因斯坦生活的全部，瞬息万变的投资游戏也是魏因斯坦的最爱。魏因斯坦一家每星期五晚上都会准时收看路易斯·鲁凯泽主持的《每周华尔街》节目。魏因斯坦用自己的零花钱购买股票，颇有斩获。在史蒂文森高中<a id="w15"></a><a href="#m15">^[15]</a>读高三的时候，他从5000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摘取了《纽约日报》（Newsday）选股大赛的冠军。魏因斯坦知道，想要战胜其余4999名对手，就必须选出具有暴涨潜力的股票。他的获胜策略颇有套利的雏形：卖空涨幅很高的股票，同时买入自己认为可能猛烈反弹的超跌股票。这一策略表明，魏因斯坦很有战略眼光，而且能够慧眼识珠——即使面临大场面也能面不改色。

从他到达摩根士丹利的第一天起，情况就是这样了。在接受这个职位、收入暴涨之后，穆勒向BARRA递交了辞呈，然后休息和放松了6个星期，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夏威夷最西端郁郁葱葱的考艾岛（Kauai）上度过。从宁静的绿色家园一下子进入曼哈顿中城摩根士丹利嘈杂混乱的交易室令穆勒极不适应。摩根士丹利答应穆勒可以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和数据源，而且这些在他入职之前准备完毕，但当他第一天到达这里时发现什么都没有安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