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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也喜欢面试顶级职业扑克玩家，这令他的同事们十分不满。是的，这些家伙长于扑克，但他们做交易行吗？他们有编程能力吗？他们知道什么是因素模型吗？没有一位扑克玩家曾经通过面试。在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成员看来，有赌博记录者就好比是有犯罪记录者。
猎头就像苍蝇一样追逐着穆勒，向他推荐合适的人选。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办公室秘书经常接到猎头心急火燎的电话，急切地想给摩根士丹利的热门对冲基金介绍新人选。“赶快让穆勒听电话！”他们吼道，“要不然的话，我100万美元的生意就黄了！”
突然间，穆勒成了人人争之的香饽饽。巨大的成功使过程驱动交易成员愈加放浪形骸。穆勒开始缺席公司的早会并且在上午11点左右就溜号——如果他在办公室出现的话。塔特尔喜欢身穿破烂文化衫、戴耳环上班，这在作风保守的摩根士丹利属于十足的另类。利润超过1000万美元的日子，过程驱动交易小组都会开个纸杯酒会以示庆祝。随着时间的推移，纸杯酒会举行得越来越频繁。
有一回，穆勒觉得办公室里应该来点儿潺潺水声，便买了一个巨大的石景瀑布“尼亚加拉”，用巨大的木箱运进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办公室。这个瀑布搞得整幢大楼怨声载道，水量实在太大，严重影响了楼下摩根士丹利的主交易室。这可不妙！尼亚加拉只在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办公室待了几个星期。有人将瀑布名牌上的N划去，写上一个V，暗示穆勒买的是一大箱伟哥。<a id="w7"></a><a href="#m7"><sup>[7]</sup></a>
还有一次，穆勒想在他和厄瑟尔的办公室之间装一个旋转门，以便相互走动交换想法。厄瑟尔大惊失色，一口回绝，真要是装了，穆勒保准整日地往自己办公室跑，这还了得！
摩根士丹利高层对六楼的这群神秘宽客搞出的各种奇怪行径听之任之，从这里流出的利润实在是太丰厚了。摩根士丹利从未透露精确数字，但据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前员工透露，其利润是无与伦比的。1996—2006年，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大约获得了40亿美元利润，这还不包括归属其成员的20%的利润提成。这意味着这支小小的团队在了10年之间为自己赚得了10亿美元收入。有的年份，穆勒、尼科尔森和艾哈迈德等过程驱动交易小组高层的收入甚至远远高于CEO在内的摩根士丹利高层。不少年份，尤其是世纪之交的那几年，过程驱动交易小组贡献了摩根士丹利净利润的四分之一还多。
塔特尔说道：“我想这是个超级数字，高得让人叹为观止，高得让人难以置信。我们的系统运行得真是太完美了。”2001年，他离开摩根士丹利，去追寻自己的竞技帆板梦。
“过程驱动交易是摩根士丹利永不熄灭的明灯。”维克拉姆·潘迪特喜欢这样说。
1999年，穆勒送了尼科尔森一瓶昂贵的纯麦芽苏格兰威士忌，以表彰他为大富翁系统所做的贡献。自运行五周年来，大富翁为摩根士丹利带来了10亿美元的净收入，同时也为过程驱动交易的所有成员都带来了想都不敢想的财富。在未来，大富翁一定会变得更强，使每个人更加富有，尤其是彼得·穆勒。
1994年末，当克里夫·阿斯内斯成为高盛全职员工的时候，他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怎样的工作。分配给他的任务是搭建用于预测各种资产回报的量化模型，内容十分庞杂。高盛在这位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年轻才俊身上下了注，意欲看看象牙塔出来的学究能否在真实世界大展神威。20世纪80年代，高盛曾在费希尔·布莱克身上做过相似的实验。到90年代早期，美国数学界掀起了一阵好男儿志在华尔街的风潮。
阿斯内斯把他的第一份工作称为量化研究小组（Quantitative Research Group，QRG）。为扩充实力，他招兵买马，聘请了多位他在芝加哥大学所遇到的聪明人，比如罗斯·史蒂文斯（Ross Stevens）、罗伯特·克赖尔（Robert Krail）、布莱恩·赫斯特（Brian Hurst）和约翰·刘（John Liew）。克赖尔和约翰曾在特劳特交易公司（Trout Trading）工作，这是一家由传奇交易员小门罗·特劳特（Monroe Trout Jr.）创办的资金管理公司。作为俄克拉何马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儿子，约翰原本计划沿着父亲的脚步在学术圈奋斗，但在为特劳特公司开发量化交易模型的工作时他改变了主意。有一天，他和克赖尔谈论自己在特劳特的工作。他说：“这确实不错，太有意思了。”约翰一向认为自己会讨厌工作，因此他对自己发现工作挺有趣感到非常惊奇。
“别把它当成一份工作。”克赖尔说。不过，收入也着实不菲。
一开始，阿斯内斯的小组并不直接管理资金。高盛的一个基本面选股小组在遴选外国股票时遇到了点麻烦，阿斯内斯被派去为他们提供量化分析支持。量化技术可以在国家层面上指导投资决策吗？阿斯内斯和他的团队成员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教科书上找不到类似的案例，学校里也不曾有过这样的课程。
阿斯内斯的回答是：“当然！”
他们开始群策群力。诊断“一个国家是否健康”这样泛泛的问题和他们在芝加哥大学学到的策略有相通之处吗？惊奇的是，他们发现答案是肯定的。他们作为学术问题研究的股票价值和动量异常问题完全可以应用到整个国家。
他们就这样打通了任督二脉。先测量一国股市的总市值，再除以市场上所有上市公司的净资产之和，就得到了整个国家的市净率。如果日本的市净率是1.0，而法国是2.0，那么日本就要比法国便宜。投资决策自然是买入日本，卖空法国。
这一方法可以被无限推广。在评估一家公司时，你不必考虑产品是小饰品还是坦克车，老板是空想家还是小丑，同样的道理，一国的政策细节、领导人是谁、自然资源丰富还是贫乏，这些对宽客来说都无关紧要。量化方法不仅可以用在股票和债券上，也可以用在货币、商品、衍生品上，什么东西都可以。简而言之，阿斯内斯的团队设计的模型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价格相对高与低的机会，然后动量策略迅速跟上。高盛高层对这群优秀的年轻宽客印象深刻。1995年，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内部对冲基金，拨款1000万美元。
这就是全球阿尔法，日后的华尔街精英交易团队，也是2007年量化灾难的主要催化剂。
在高盛的最初几年，阿斯内斯需要频繁地与一个人接触，他就是金钱网络的主要建设者，特立独行的宽客天才，20世纪70年代首先与爱德华·索普取得联系的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的发明者，费希尔·布莱克。
索普与布莱克均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术进步与引发量化革命的华尔街创新联系起来的最关键的人物。相比之下，索普是个务实派，而布莱克在更大程度上是个理论家，甚至可以说是个哲学家。布莱克是个出了名的闷瓜，经常谈着谈着就开始一言不发，令对方感到摸不着头脑。阿斯内斯在高盛深刻地领教了这一点。他有时需要踏入布莱克位于高盛交易室楼下的办公室，回答这位伟人关于某些市场现象的问题。通常是阿斯内斯言简意赅的说出自己的想法，而对方目光空洞，一脸茫然。布莱克经常盯着闪烁的计算机显示屏一边转动椅子一边思考，一来就是好几分钟。然后，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他会转回来，说些“你也许是对的”之类的话。
阿斯内斯回忆说：“这情形就像是兴登堡号<a id="w8"></a><a href="#m8"><sup>[8]</sup></a>冒出一缕浓烟。”
作为宽客中的精英，布莱克对理性深信不疑。但他本身就是个矛盾体：他是量化金融的中心人物，却从未上过任何金融或经济课程；他是训练有素的数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像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射主管一样唯恐冒险，对恒星和行星间的内在运行机制怀着纯真的好奇。他用橙汁而不用牛奶泡麦片，晚年午餐只吃烤鱼和没有黄油的烘土豆。由于担心癌症家族史（他最终死于癌症），他用射线测试仪一遍又一遍扫描自己的办公室。他的键盘线特别长，以便使自己和显示器保持相当的距离。他还有点叛逆，年轻的时候嗑迷幻剂，翻着黄页打电话泡妞，还建议关系并不和睦的妻子也这么干。
20世纪50年代，纽约布朗克斯维尔少年布莱克喜欢扮演魔鬼代言人，对着保守的父亲大唱赞歌，对教母表达自己对格林威治村波西米亚风的崇拜之情。他在邻里之间组织了一个小团体，称为美国造物主、使徒和先知会（American Society of Creator，Apostles，and Prophets），聚在一起探讨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神经麻醉剂实验之类的话题。在哈佛上大学时，他迷上了计算机。后来，在理特咨询公司（Arthur D.Little，位于波士顿附近）工作时，他对金融产生了兴趣。
1968年秋，他遇到了迈伦·斯科尔斯，来自加拿大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年轻经济学家。斯科尔斯当时正在思考一个疑难问题：怎样给股票权证定价，布莱克也在被这个问题困扰着。于是两人和罗伯特·默顿展开合作，数年后发表了划时代的研究成果——股票期权定价理论，索普在其中也帮了点小忙。
20世纪70年代初，布莱克在芝加哥大学教授金融学课程，他的办公室位于罗森沃尔德楼（Rosenwald Hall）三楼，夹在迈伦·斯科尔斯和尤金·法玛中间。后来，他又前往麻省理工学院执教9年。
但他逐渐厌倦了学术圈缓慢的节奏，此时，罗伯特·默顿已经在高盛担任顾问之职。有一回，他向当时的高盛股票部门主管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他后来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建议，高盛应该留一个高层职位给金融学学界人士。
有一天，默顿问布莱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担任这个职位。
布莱克回应说：“我对这位子有点兴趣。”1983年12月，他前往纽约和鲁宾面谈自己的工作。1984年初，布莱克被聘为高盛量化策略小组（Quantitative Strategies Group）主管。
坊间流传着一个段子，说在入职后不久，布莱克前往高盛位于曼哈顿下城的交易室一游。交易室的噪声震耳欲聋,交易员无不扯着嗓子狠命地喊着买入和卖出指令，到处都是心烦意乱来回踱步的家伙。人到中年的布莱克对此大吃一惊——学者生涯已使他习惯了大学校园波澜不惊的气氛。
实际上，布莱克是被带到期权部与主管会面。“阁下就是费希尔·布莱克吧，”主管说着把手伸向这位传奇人物，“很高兴认识你。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其实你对期权一窍不通。”
布莱克先生，欢迎来到华尔街！
布莱克的办公室位于距纽约证券交易所几步之遥的布罗德街85号高盛总部的29楼，隔壁是高盛交易室。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海报，画着一个男人在一条脏乱不堪的马路上慢跑，还有一行字：“速度诚可贵，耐力价更高。”人们经常可以看见布莱克一边不停地打字，不断地向他的“智囊”程序输入指令，一边一瓶又一瓶地喝着办公室食品柜里的矿泉水。
他的职责很简单：研究怎样把他的量化理论转变为高盛的真金白银。这里有些问题，布莱克坚定不移地信奉芝加哥学派的观点，认为市场是有效的、不可战胜的。刚开始交易的时候，他一挥手令高盛亏损50万美元。但在亲眼目睹了高盛的交易员利用无止境的市场失效周期赚取百万美元之后，布莱克很快意识到，市场也许不像自己躲在坎布里奇和芝加哥象牙塔中空想的那样，是个完美运行的机器。
渐渐地，布莱克变成了法玛的食人鱼。在计算机的协助下，布莱克成了交易的革新者，他把交易推向人机互动。他预见到，高盛的优势将是金融理论和计算机技术的强力结合。
这只是华尔街华丽转身的开端。卫星和光纤所组成的金钱网络将复杂的金融理论和电子流结合了起来。布莱克在高盛的办公室中稳坐钓鱼台，在自己的计算机上敲敲打打，而克里夫·阿斯内斯这样的下属则战战兢兢地忍受着他那振聋发聩的沉默，恭候他关于市场的神谕。
宽客玩的是概率游戏，靠寻找确定性过活，稍一迟疑，胜算便会滑入随机世界。但对克里夫·阿斯内斯来说，他的成功似乎可以归功于一个令他无法自拔的单一因素：幸运。
阿斯内斯乐于承认幸运并非一个人成功或失败的唯一因素。努力工作，时刻做好准备的人才抓得住天赐良机。但不可否认的是，幸运在阿斯内斯的世界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995年，全球阿尔法在高盛位于纽约广场一号的办公室成立。开张前10天，天天巨亏。接着，时来运转。在最初的亏损之后，全球阿尔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连续盈利。第一年的总战绩为惊人的95%，第二年为35%。
为了表彰阿斯内斯团队的卓越业绩，高盛安排了一次高层见面会，CEO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亲自接见（保尔森后来成为布什第二个任期的财政部长）。
阿斯内斯觉得高盛的高层可以用更好的方式表达对全球阿尔法的赞赏，但他也没有反对。他准备了一个PPT文档向保尔森演示全球阿尔法是如何运作的。
会面的时刻到了。当阿斯内斯前去面见下巴长长、喜怒无常的高盛CEO时，他想起了自己向法玛提出研究股价动量的情景。阿斯内斯对法玛的景仰之情远远高于保尔森，高盛CEO又如何，他才懒得搭理呢。可是，为什么他会感到如此紧张呢？
演示文档由一组幻灯片组成，展示的是全球阿尔法有所涉足的市场。阿斯内斯轻点鼠标，屏幕上随即显示出一张新的幻灯片，上面写着“EAFE指数”。
“我们在所有EAFE指数内的国家都有交易。”阿斯内斯一边说着一边准备展示下一张幻灯片。
“等一下。”保尔森起先一直静静地在听，此时突然做声，吓了阿斯内斯一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