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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的结论中（阿斯内斯称之为一本书，但它只有50页，只能算作一本小册子），这位情绪激动的对冲基金经理提出了违背法玛有效市场假说的观点。根据有效市场假说，何时存在泡沫是不可知的，因为当前价格反映了所有公共信息。只有在事后，当泡沫已经破灭以后（人们获得了新的信息，认识到这些公司其实如此不堪，或者这些屋主的偿付能力其实如此之低），才能认清价格过高的真相。但是，阿斯内斯写道，目前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市场正处于泡沫之中。“除非标准普尔在未来20年以远高于过去125年中最佳年份的速度上涨，否则其回报前景是十分暗淡的。”
在1999年年末至2000年年初这样的市场狂热中，没有人会相信阿斯内斯笔下的惨淡结局。当然，阿斯内斯一向是正确的。
《泡沫逻辑》从未公开发表。阿斯内斯完成这篇文章的时间是2000年年中，正是互联网泡沫登峰造极的时候。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2000年3月突破了5000点，到了2002年10月，爆跌至1114点。
时间和现实将愚蠢击得粉碎，而AQR华丽地复苏了。随着价值股重现生机，扛过风暴的投资者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AQR旗舰基金——绝对回报基金（Absolute Return Fund）在接下去的3年中从低点反弹了180%。
阿斯内斯带领AQR咬牙坚持，挺过了互联网泡沫最艰难的时期，尽管受尽折磨，却打响了他们完全“市场中性”的招牌。当市场崩塌时，AQR屹然挺立，而深陷网络股囹圄的对冲基金纷纷折戟沉沙。
但并非所有人都这样想，一位熟悉AQR的人士说：“克里夫是个伟大的家伙，但历史记录可不怎么样。”事实上，其他量化基金，比如文艺复兴科技公司、肖氏对冲基金，还有过程驱动交易小组都在互联网泡沫中赚了个盘满钵满后全身而退。他们的模型并没有像AQR的那样在价值股受挫时遭遇重创；不仅如此，他们的交易策略均基于捕捉市场价格的极端短期变动，并在泡沫发展然后破灭的巨大波动中获利。对这些所谓的“高频基金”来说，损失也是可控的，因为它们可以通过闪电指令迅速斩仓。AQR的策略所关注的是数周甚至数月的价格变动，而不是一个下午。这意味着当AQR的模型出错时，所遭受的损失就会比较大。当然，只要不出错，利润也是极为丰厚的。
互联网泡沫的破裂是对冲基金业的分水岭。成熟的投资者开始转向阿斯内斯在《泡沫逻辑》中所写的观点——股价并非只有上涨一种走势。极低的利率迫使养老基金和捐赠基金寻找新的投资工具。对冲基金的资产管理额开始暴涨，从1997年的1000亿美元一路上升到2007年年初的20000亿美元。
宽客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完美，量化模型运转良好，计算机的速度和性能发展日新月异，描述市场行为的理论经受住了考验，看起来无比正确。他们掌握了真谛！金钱不断涌入，从涓涓细流演变成滔天洪水，给宽客们带来了无法想象的荣华富贵。2002年，阿斯内斯的个人财富为3700万美元，2003年一下子提高到了5000万美元。
有一种叫做利差交易的策略极大地刺激了AQR等量化基金的回报率。利差交易的一大基础是日本，为了摆脱令经济一蹶不振的通缩循环，日本的利率很低，连1%都不到。日本的银行账户每年的收益率通常只有0.5%，而美国有5%，一些国家更是可以超过10%。
这样一种机制意味着明智又具有灵敏金融嗅觉的公司可以从日本借入日元，然后投资于利率较高的资产，比如债券、商品或其他货币，因为几乎没有成本。由此产生的额外现金可以用于进一步投资，比如商品和次级抵押贷款。如果加以适当的杠杆，你就可以在全球投机潮中尽情冲浪了。
事实上，根据《经济学人》的说法，在2007年年初，进入利差交易的资金已经达到了10000亿美元。阿斯内斯的老东家高盛全球阿尔法基金对这一策略最为在行。
而麻烦在于，所有进行利差交易的投资者主要是对冲基金，也包括一些银行和共同基金，他们的交易方向都是相同的，他们借入日元，然后投资于澳元和新西兰元等高收益货币。交易员们认为“流动性涟漪”永远不会消失，利差交易将推高股票、黄金、房地产以及原油价格。
但是谁会在乎呢？交易是如此完美，利润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这已经近乎是市场的免费午餐了，没有人会停止。
随着AQR的发展，曼哈顿的办公室不够用了，装满文件的箱子和计算机设备到处都是，已经堆到了过道里。合伙人也纷纷结婚成家，于是阿斯内斯决定做出一些改变。他在格林威治看了几处地方，最后决定搬往格林威治的双子广场（Two Greenwich Plaza），一座毗邻火车站的低层写字楼，如此一来公司里的那群20来岁的宽客想去纽约也方便了。
2004年的一天，他从大都会北方铁路<a id="w12"></a><a href="#m12"><sup>[12]</sup></a>租了一部车，带着AQR全体成员考察新办公地点。当年晚些时候，搬迁全部完成。阿斯内斯出手非常阔绰，他花960万美元买下了格林威治北街（North Street）12500平方英尺的豪宅。2005年，《纽约时报》将他的故事写成了长篇报道。文章的作者问阿斯内斯，成为巨富感觉如何。阿斯内斯引用了达德利·摩尔（Dudley Moore）在电影《二八佳人花公子》（<i>Arthur</i>）中的台词：“还不坏。”
阿斯内斯的生活也随着野心的膨胀而奢侈起来。AQR买了不少NetJets的股份，成了股东之一，这样一来合伙人就能随时享用私人飞机了。阿斯内斯觉得格林威治北街的家太小了，于是在格林威治上等社区科尼尔斯山庄（Conyers Farm）买了一片22英亩的物业，雇了一队建筑师来AQR总部讨论新公馆的装修计划，据估计总花费达3000万美元之多。
阿斯内斯开始思考AQR的下一步大动作。城堡和黑石的首次公开募股当然逃不过阿斯内斯的法眼，他的朋友肯·格里芬据说也在谋划大本营的首次公开募股计划。
AQR也不例外。2007年7月下旬，文件准备就绪，首次公开募股已箭在弦上。AQR所要做的不过是把文件发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然后就可以坐等天降横财了——几十亿美元巨款。
2005年的一天，博阿兹·魏因斯坦正在德意志银行永不关机的固定收益交易部门晃悠。一位俄罗斯交易员听说魏因斯坦以擅于下国际象棋而著称，便乘着魏因斯坦走到他的终端机面前时说道：“我听说你象棋下得不错。”
“我也这么认为。”魏因斯坦说。
“我也下象棋，”俄罗斯人笑道，“不如咱俩来一盘。”
“来吧。”魏因斯坦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也许是被魏因斯坦冷静的态度吓到了，俄罗斯交易员提出一项奇怪的要求：魏因斯坦必须下“盲棋”。魏因斯坦当然知道“盲棋”是什么意思。蒙上眼睛倒不是必须的，只要背对着棋盘就行了。魏因斯坦答应了这一要求。
股市收盘后，魏因斯坦和那位俄罗斯人（似乎没有人记得起他的名字了）在会议室碰头。下棋的消息不胫而走，他们周围马上开始有人围观。激战渐酣，观众也越聚越多。不多时便围满了几百号人，魏因斯坦和俄罗斯人每走一步都会引起一阵欢呼。观众开始下注，赌谁最后能赢。棋局进行了两小时，最后以魏因斯坦的胜利而告终。
这是魏因斯坦春风得意的日子。职场上，利润滚滚；情场上，美人在怀。成功？他才刚开始呢！在德意志银行，魏因斯坦已经混出了名堂，他开始考虑效仿克里夫·阿斯内斯——脱离母舰，自力更生。
他在德意志银行所创建的信用交易部已经成为华尔街的精英机构。顶级投资者都会打电话给魏因斯坦，想从他嘴里套点CDS、债券、股票和其他东西的交易动向。他的团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德意志银行内部的多策略对冲基金，所有想象得到的证券没有他们不交易的，头寸总规模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
魏因斯坦赢得了百事通的名声，简直就是华尔街的先知。他的自营交易团队也已成为华尔街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与过程驱动交易小组一样，他们也玩起了智力测试，彼此出题取乐，只有最顶尖的宽客才想得出解法。
比如，有一项游戏叫做“地图测试”：网页上显示着美国的50个州，这些州都没有注上名称，州名被排成一列一列，显示在地图下方。这个游戏的任务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州名拖放到相应的州上，依玩家完成时间的长短计分。为了搞点刺激，魏因斯坦等老手时常对菜鸟能得多少分打赌。“瞧他的小脑瓜，”每次新人不亦乐乎地满屏拖动州名时，准有老交易员在一旁起哄，“我赌100美元，他不知道怀俄明州在哪儿。”
“你说对了。”
魏因斯坦屡次都想给他的团队整整风，压一压这股不良的习气。他经常声称自己并非真正的宽客，倾向于淡化交易的复杂程度。他在电子邮件中经常暗含讥讽：“这可不是火箭手术。”故意将宽客比喻成用复杂衍生药物进行脑部手术的火箭科学家。<a id="w13"></a><a href="#m13"><sup>[13]</sup></a>
宽客太小心翼翼，太关注风险，忽略了对市场的感觉。魏因斯坦要求他的交易员承担风险——大风险，而不是管理风险。没有风险就没有收益。布莱恩·亨特就是魏因斯坦口中常提到的榜样，他当时在德意志银行能源交易部门工作，后来跳槽到不凋花。21世纪初，亨特的天然气交易一度为德意志银行带来数百万美元的回报，但在2003年，他一周就亏掉了5100万美元。亨特把这归咎于德意志银行的软件，而德意志银行认定责任在亨特，因此双方不欢而散。
有人担忧魏因斯坦管得太宽了，因为他还协助管理着德意志银行的美国“流量”交易部。这个部门的主要职责是为客户（多数是对冲基金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这样的债券巨头）撮合交易。这一职位实际上使魏因斯坦超越了所谓的“中国墙”<a id="w14"></a><a href="#m14"><sup>[14]</sup></a>界限——他既是德意志银行交易部门的负责人，同时也在从事直接的客户服务工作，不过魏因斯坦从未受到过滥用职权的指控。德意志银行如此放纵他显示出他们正使出浑身解数留住魏因斯坦，以便继续从他身上攫取数十亿美元利润。白热化的利润争夺战已使这家曾经淡定从容的银行转型为对冲基金巨舰，而杠杆、衍生品以及敢于险中求富贵的年轻交易员就是巨舰的燃料，魏因斯坦是转型的关键人物。
他没有让德意志银行落后。魏因斯坦和他的自营交易部如同一部开足马力的印钞机，2006年实现盈利9亿美元，魏因斯坦自己也获得了3000万美元奖金。
魏因斯坦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自营交易部门，这使他的流量交易部下属颇为不满，觉得自己被忽视了。2005年，他招来高盛明星交易员德里克·史密斯（Derek Smith）担任流量交易部主管，此举引起了极大不满，不少人都觉得自己应该获得这个位子。魏因斯坦开始在德意志银行内部树敌了。
“为什么要搞个空降兵？”他们抱怨道。
魏因斯坦的经济动力主要来自自营交易部，他在流量交易部的职位薪酬是固定的，而自营交易部的收入与利润直接挂钩。
在魏因斯坦手下的交易员看来，也许正是这一差别导致了自营交易部和流量交易部之间的龃龉。一位交易员说：“通常我们的做法是，如果流量部的一位交易员有一笔一亿美元的好买卖，我们就揽下其中的75%，把它移到自营交易部名下。”该交易员还透露，魏因斯坦还把流量部最优秀的交易员调到自营部。
魏因斯坦如此目光短浅自有其原因：他的如意算盘是5年内建立自己的对冲基金。2007年年初，他将自营交易团队命名为“萨巴”，希伯来语中“聪明的祖父”之意。萨巴有大约60名员工，分别在纽约、伦敦和香港工作。
萨巴使魏因斯坦的团队在华尔街上大名永垂，一脱离德意志银行就能为人所熟知。萨巴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快就成为一支令人畏惧的力量——与大本营、高盛和太平洋（比尔·格罗斯执掌的加州债券交易巨头）等大佬平起平坐的债券交易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