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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初，和往常的仲夏时节一样，美国一片平静，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在华盛顿做了一次演讲，宣称美国应当将军事注意力从伊拉克转向伊斯兰极端分子；密西西比河洪水造成明尼阿波利斯12人溺水身亡；星巴克称季度盈利上升9%，计划在2008财年再开2600家新店；芭比娃娃制造商美泰玩具公司（Mattel）宣布召回100万件玩具，因为这些玩具油漆铅含量超标。
但在平静的表面下，岩浆就要从火山口喷薄而出了。在杠杆作用下，投资于衍生品、对冲基金和其他量化手段中的数万亿美元马上就要爆炸了。只要你距离金融业足够近，就能真切地感到金融体系的每一块砖都在颤动。
8月3日，周五下午，倾盆大雨在纽约市瓢泼而下。CNBC脱口秀主持人、前对冲基金经理吉姆·克雷默（Jim Cramer）歇斯底里地指责美联储的不作为。
“这些公司马上就要倒闭了，他们疯了，疯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的同事艾琳·伯内特（Erin Burnett）惊得目瞪口呆，克雷默冲着热线电话上恐慌不已的CEO的电话大放厥词。大量企业难逃破产命运，他预测道：“我们面临一场固定收益市场的大决战！”
观众们惊呆了，吓坏了，尽管他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克雷默在说些什么。在与克雷默对话的CEO中，有一位叫做安吉罗·莫兹罗（Angelo Mozilo），他来自抵押贷款巨头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281点，其中大部分跌幅发生在克雷默的一通胡言乱语之后。在这个闷热烦躁的8月星期五，华尔街为数众多的交易员、银行家和对冲基金大佬们都想着放松一下，开着豪车去东汉普顿柔软的沙滩上度个周末，远离纽约市和格林威治的喧嚣。他们知道，麻烦越来越近了。高高举起的大锤将在周一轰然落下。
克里夫·阿斯内斯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眉头紧锁，透过玻璃凝视着AQR全球资产配置团队（Global Asset Allocation，GAA）的一溜小隔间。GAA拥有一群最优秀的交易员和研究员，他们时刻紧盯全球市场，寻找任何量化交易的机会——从商品期货到货币衍生品无所不包。在公司的另一端被办公室中间一堵墙隔开的是AQR全球股票筛选团队（Global Stock Selection，GSS）。GSS的工作相当烦琐，他们需要做大量枯燥的股票回报数据搜寻工作，从中找出法玛的追随者尚未发现的模式。
2007年8月6日星期一的下午，GSS出了一些状况。根据他们的模型买入和卖出的股票出现了非常怪异的运动——对AQR非常不利的走势。
阿斯内斯赶快拉上百叶窗，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打开电脑，显示屏上耀眼的红字<a id="w1"></a><a href="#m1"><sup>[1]</sup></a>不断闪动。AQR的绝对回报基金正在急速亏损。
AQR的众多宽客也对不断下跌的数字目瞪口呆，仿佛看到的是火车事故的慢镜头。那天上午，所有人都放下了手头的活儿，寻找眼前状况发生的原因。许多员工都被搞懵了，见人就逮住询问答案。
“你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不知道。你知道吗？”
公司倒闭潮谣言四起，银行和对冲基金纷纷对自己在有毒次贷资产上的风险暴露惊慌失措。有人说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已经完了，它正在巴望白衣骑士<a id="w2"></a><a href="#m2"><sup>[2]</sup></a>比如沃伦·巴菲特或是美国银行从天而降，但没人愿意和这家身陷危机的抵押贷款商扯上关系。
在办公室里，阿斯内斯冷冷地盯着自己的屏幕，满屏上一片通红，但他束手无策。他最大的担忧就是：他什么都做不了。
在办公室外，AQR的员工们都巴望着紧闭的百叶窗，这太反常了，绝对是不祥之兆。阿斯内斯的办公室向来是开放的，尽管没有多少人会走进去。但事态转变得太快太猛，阿斯内斯无法想象让他的员工透过窗户看到自己的老板一副茫然的样子。
AQR的首次公开募股注册文件早已准备就绪，只等送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了。事实上，阿斯内斯原本计划在本周公布自己的大计划，让AQR的名字登上所有重要报纸的头版头条。但现在，首次公开募股和随之而来的大把金钱突然飞走了，绝对回报基金和其他AQR旗下的基金每下跌一档，首次公开募股就远离一分。
在距离AQR办公室不远的地方，全球交易研究主管迈克尔·门德尔松正在当地的格林威治赛百味快餐店排队。他扫了一眼自己的黑莓手机，上面有AQR所有基金的实时业绩数字。这一瞥让他大惊失色。事情不妙，大大的不妙。
作为久经沙场的前高盛员工，高盛精英高频交易部门的创始人，门德尔松是AQR最有头脑的思想者，也是阿斯内斯在需要弄清一笔交易为何出问题时首先会想到的人。他马上意识到，必须尽快止血。
他奔回AQR办公室，叫来了杰克斯·弗里德曼、罗南·伊斯雷尔和拉尔斯·尼尔森在内的AQR顶尖交易员和研究员。他们认定市场上有人正在进行巨大规模的去杠杆操作，这直接冲击了AQR旗下的基金，并将这一结论上报给阿斯内斯。
“情况很糟啊，克里夫。”门德尔松说着走进办公室，弗里德曼、伊斯雷尔和尼尔森也跟着进来了，“我感觉有人在清盘。”
“谁？”
“还不清楚。也许是全球阿尔法。”
“混蛋。”
1998年阿斯内斯离开高盛以后，接手全球阿尔法的是马克·卡哈特和雷·伊万诺夫斯基，他们是阿斯内斯的师弟，芝加哥大学金融学项目的毕业生，法玛的弟子。在他们的带领下，全球阿尔法继续突飞猛进，成为华尔街最精明的交易机构之一。到2005年（当年获利高达40%）为止，他们还从未尝到过亏损的滋味。
但从2006年开始，全球阿尔法出现了持续亏损，2007年上半年也未见好转迹象。更糟糕的是，为了扭转颓势，他们加大了杠杆。而杠杆越大，风险也越大。许多人担心全球阿尔法和其姊妹基金——全球权益机会基金（Global Equity Opportunity，GEO，专注于股票投资）正在使用借来的资金做着危险的向下摊薄操作。
“很少有基金像全球阿尔法那样能造成如此影响。”门德尔松沮丧地耸耸肩。
“你和其他人说了吗？”
“没有。我正要问你呢。”
“我会试着告诉他们。”
阿斯内斯与这两位高盛的旧同事交恶已久。自从阿斯内斯离开之后，他们在高盛的地位每况愈下。阿斯内斯对此也十分难受，但他不想因为自己带走一大批成员而得罪高盛高层。最后，他留下卡哈特和伊万诺夫斯基执掌全球阿尔法，希望这样就能平稳交接，以报答高盛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但卡哈特和伊万诺夫斯基并不领情，认为自己成了阿斯内斯和高盛之间交易的牺牲品。
多年来，双方之间的紧张局面已经有所缓和。全球阿尔法已成长为精英交易机构，管理着120亿美元的资产，连年收益丰厚（除了2006年的大失足），完全可以与任何最好的对冲基金相媲美，包括AQR。
阿斯内斯给高盛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听，这使他更感不安。
在那个星期一，博阿兹·魏因斯坦还沉浸在周末汉普顿派对的逍遥中。但吃过午饭没多久，他也开始抓狂了，萨巴的量化股票交易部出了状况。大约在下午两点，坏消息接踵而至。该部门负责人艾伦·本森（Alan Benson）向他发来当天第二封电子邮件，其中附着损益表。
上午10点，本森发来第一封邮件，显示出亏损的早期信号，但并未引起魏因斯坦的警觉。本森的部门管理着价值20亿美元的股票和交易所交易基金头寸，出现较大波动不足为奇，因为早盘出现的亏损可以在下午轻松扭转。
下午两点的最新报告显示亏损并未变成盈利，而是大幅恶化了，本森一天亏掉了几千万美元。魏因斯坦起身下楼，走进萨巴的交易室。本森看起来十分紧张，额头不停地冒汗。
“到底怎么了，艾伦？”魏因斯坦问道，他像往常一样一脸平静，但他的声音已经扭曲了。几千万美元一日之间灰飞烟灭，这让他想起了2005年在通用汽车上的惨败。
“很诡异。”本森说，“我们卖空的股票在暴涨。看起来有人正在大规模回补空头头寸，各个行业都有。”
当投资者做了一笔卖空交易时，他实际上是在借入股票然后卖出，希望未来以更低的价格将其买回。假设IBM当前价格为100美元，而你认为它会下跌到90美元。你向主经纪商借入100股，将其卖给另一位投资者，获得10000美元。如果你预期正确，IBM真的跌到了90美元，你就能以9000美元的价格买入100股还给经纪商，而把1000美元差价放入自己的腰包。
但是，如果IBM上涨了会怎样呢？你会被套住，股价每上涨1美元，你就要遭受100美元损失。为了使损失最小化，你马上买回股票，而这可能进一步推高股价。如果成百上千的卖空者同时如此操作，就发生了所谓的逼空。8月6日的那个星期一发生了也许是史上最大的逼空行情。
“我看着像是有人正在快速回补巨额头寸。”本森接着说。
“我们能怎么做？”
“密切关注。我认为这一情形不可能持续较长时间，以那家伙减磅的速度来看，应该没多久就减完了。但是，如果逼空真的……”
“会怎样？”
“我们也得跟着减磅。”
同一天，在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彼得·穆勒像往常一样神龙见首不见尾，迈克·里德（Mike Reed）和艾米·黄主持着大局。这两人是穆勒资格最老的手下，在过程驱动交易小组还是个构想的时候便开始追随穆勒。想当初，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交易员们只不过是一群整天对着电脑屏幕不断敲击键盘的年轻数学天才，其情景和一群古灵精怪的小孩在车库里玩耍没什么区别。
如今，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已成长为全球布局的强大交易机构，在伦敦和东京都有办事处，资产管理规模也达到了60亿美元（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往上涨，因为摩根士丹利不断拨给过程驱动交易小组新的资金）。日复一日，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就像开足马力的印钞机。但在那个星期一，印钞机突然变成了粉碎机。
